血酬定律

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中组部和人事部明确规定县长的职位是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过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的实况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时一正十副。科局长一般都是一正八副。这还仅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况。
  写到这里，我再次遇到了定义方面的困惑。一正十副中多出来的那六七位副县长也算“白员”吗？他们在地方政府认可的编制内，而且从财政拿工资，哪方面都不“白”。但他们又不在中央的明文规定之内，类似清朝巴县的那些灰吏。我们要判断对局的胜负，不能不确定一个标准，将这些灰官灰吏归归类。
  在当代西方的观念中，官府和民众的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民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譬如安全和抗灾。官吏衙役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完全取决于民众愿意掏钱购买的数量，就好像村代销点每年进的糕点取决于村民购买量一样。超出这个量哪怕只有一块，那块也属于废物点心——多余的白员。
  这条标准太理想化了，恐怕不能指望民众及其代理人将公共服务公司能管理得这么清爽。别说民众的代理人，即使是私人老板直接管理的公司，一旦管理层级增加，中间加入几个代理人——有资格慷他人之慨的人——冗员和偷懒现象就是难免的。因此西方政府和大公司多少都要染点官场病。不过这条西方标准毕竟提供了一个衡量中心，那就是民众的购买意愿。只要他们肯掏钱，多余的人就不是白员，而是难以彻底清除的冗员。按照这个尺度，朱元璋身边的太监也属于白员，因为百姓并不需要他们。
  中国的传统标准是认可太监的，毕竟皇上是大老板，掏钱雇人的是皇上而不是民众。问题在于太监的数量。朱元璋自奉俭朴，用的宦官很少。明朝嘉靖年间的刑部尚书郑晓说，洪武二年规定设置的内官编制（内使、监、奉、御）不过六十人，如今自太监（宫内二十四监局的领导，正四品）至火者（宫内的杂役）已经将近万人了。这上百倍的差距体现出好老板与败家子的距离。个人色彩如此浓重，我们以哪个为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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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员：一个无名集团的胜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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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民众中心和皇帝中心这两套标准之外，实际上还有第三套标准，那就是官府标准或代理人标准。按说他们不是老板，自己不掏钱，根本就不该以他们为标准，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代理人往往能当家作主，或者承包后当个二地主。在这第三套标准中，高级代理人和低级代理人的尺度仍有不同。按照中央政府的尺度，那多余六七位副县长就是白员。按照地方政府的标准，副县长就可以不算白员，容城财政所30多个正式编制之外的那一百多人才算白员。但是这一百多人也拿工资，也吃财政，根据容城财政所的标准，他们也不算白员，不吃财政而吃政策的临时工才是没有争议的白员。
  这太复杂了。我们在评判帝国时代的对局的胜负，只能采纳皇帝的标准，准确点说应该是开国皇帝的标准。朱元璋划定的圈子之外的官吏衙役，一概要算作白员。为了贯彻这条标准，我们不得不把太监当成公务员，也不得不把平民百姓可能需要的公务员当成白员。皇帝不肯为百姓掏钱，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他是天下万物的总代表，垄断了对错标准的确定权。我们说朱元璋败于白员，依据的便是他的标准。
  当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内发动了几次大扫荡，取得过局部和暂时的胜利，但这是一场持久战和游击战。我们可以把儒家信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正式法规看作一种共识，一项边界协定，一条统治集团与百姓之间在长期互动中摸索出来的公认疆界。我们已经看到，官吏、白员甚至皇帝都乐意侵犯百姓的边界，而百姓缺乏应手的反击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式的迂阔和梗直。这未免过于软弱单薄了。既然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
  九、大局：淘汰良民假说
  白员的胜局又意味着什么呢？复社名士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目睹明朝灭亡，入清后在《壮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写了一段文字，我想把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称为“淘汰良民定律”。“定律”需要更充分的论证，不能妄称，这里先称其为“假说”。侯方域的“淘汰良民假说”，从百姓的视角展现了白员必胜之局所牵涉的全局。
  侯方域说：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时老百姓的对策是什么呢？侯方域说，富裕的百姓，争相出金钱入学校；狡猾的百姓，争相拉关系充吏胥。用这种办法可以逃避七项负担中的两项。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按照明朝的规定，州县学校的生员（俗称秀才）和胥吏可以免除赋役。生员是官员的后备军，官员食税而不纳税；胥吏已经是领伙食补助的服役人，因此不再承担赋税。于是，这两种身份就提供了针对“税加之”和“役加之”的避难所。我们知道，胥吏的身份是可以用“顶首钱”买的。生员的身份同样可以买到，譬如《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周进，那位每年挣十二两银子的私塾先生，就用二百两银子买了个相当于生员的监生身份。这种交易实际上包含了避税权的买卖。
  不过，侯方域把这两种身份仅仅当成避难所，未免有些消极片面。生员可以领取国家发的伙食费，大体是每天两升米的样子。胥吏不仅有工食银，还有种种陋规收入。这一增一减，对金钱和人力投入来说便是可观的回报。更何况，加入生员和胥吏队伍也将提高对抗刑罚、兵、胥吏和豪强吞并的能力。
  侯方域接着说：现在单说赋役问题。百姓正在痛苦无告之时，进学校就免除了，当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结果如何呢？侯方域开始进行动态计算。他说，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逃避的压力越来越大，逃避的竞争越来越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以学校和胥吏加于百姓，后来就是以百姓加于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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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员：一个无名集团的胜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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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我想插两句话：第一，侯方域又忽略了生员和胥吏的侵渔能力，按照我们熟悉的比方说，他们从牛羊变成了牧工，他们也要吃牛羊肉的，李榕笔下的白役就是证明。第二，我在描绘白员队伍成员时忽略了生员等身份。那些额外的生员，编外的士兵（专有名词为“挂兵”），吃官饭而无官身的师爷家人长随，甚至无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长（近似如今的村党支部书记），都有理由根据他们吃官饭的程度获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员身份。
  侯方域说：剩下那些没有办法的百姓怎么办呢？如果不死于沟壑（指逃荒要饭病饿而死），就只好相率为盗贼。天下怎么能不乱啊。
  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挤入白员队伍，或者沦为盗贼。这条定律比我开头猜想的“白员兴则社稷衰”确切得多。社稷兴衰是难以计算的，良民却可以计算。白员是低成本伤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坏力”集团的成员，一旦他们超过某个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白员在人口中的比例继续扩大，还将吞噬良民的简单再生产能力。越过这个转折点之后，良民的数量便开始下降。
  许多人奇怪，说中国明清有那么多“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长出资本主义，看看这条定律就不奇怪了。
  在侯方域列举的七条负担中，税、兵、刑罚、劳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渔、豪强吞并，五条来自官府，一条豪强吞并有半官方色彩，只有水旱瘟疫属于自然力量。同样的资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于生产抗旱排涝设备，也可以用于购买胥吏之类的身份。假如七项负担同等沉重，对付水旱只能免其一，当白员却可以免二减三外加得一。此时，有心对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从呢？难道不应该加入侯方域描绘的恶性循环吗？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这种“官本”“主义”起来甚为蛮横，说什么便是什么，说多少便是多少，越过边界一味地自我扩张，如同李榕笔下的白员所显示的那样，官家的繁荣与商家的繁荣便直接呈现为反向关系。官本繁盛之处，良民简单再生产的本钱都被吞噬了，哪里还能长出别的主义？
  200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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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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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有人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些年，金庸编织的成人童话风靡汉语世界，2001年又大举进军影视，席卷了大众文化的各个领域。那么，金庸给我们编织了什么梦？席卷中国的白日梦是由什么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