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林语堂

  从总统竞选、军阀混战到三河县老妈子的吃饭、如厕问题，或是直抒胸臆，或是明褒暗贬，只要心中有话要说，他就痛痛快快大骂一场，没什么情面可讲，颇有“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他仿佛又站在了辩论台上，挺着胸膛，与社会浊流唇枪舌战，只是武器由三寸不烂之舌变成了妙笔生花。
  其间，他还作了一首讽刺性的歌曲《咏名流》，谱上曲子，到处传唱，一派语丝的“无所顾忌”的作风。歌词如下：
  他们是谁？
  三个骑墙的勇士，
  一个投机的好汉；
  他们的主义：
  吃饭！吃饭！
  他们的精神：
  不干！不干！
  他们骑的什么墙？
  一面对青年泣告，
  一面对执政联欢；
  他们的主张：
  骑墙！骑墙！
  他们的口号：
  不忙！不忙！
  他们的态度镇静，
  他们的主张和平，
  拿他来榨油也榨不出
  什么热血冷汗；
  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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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丝》的日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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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闲！消闲！
  他们的前提：
  了然！了然！
  他们的胡须向上，
  他们的仪容乐观，
  南山的寿木也装不下
      那么肥厚嘴脸；
  他们的党纲：
  饭碗！饭碗！
  他们的方略：
  不管！不管！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故去，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全国上下一片哀恸，北京民众自发地聚在了一起，哭着目送孙先生的灵柩下葬。林语堂也站在人群中，瞻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还看见宋庆龄身穿孝服，一脸坚毅地跟在灵车的后面，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北洋政府连死人都不放过，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孙先生“蹂躏人民自由十倍于军阀”等等。林语堂“啪”地一拍桌子，一连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点浩然气》等文，他要为孙先生讨回道义，让亡者入土为安。
  进而，他和钱玄同、刘半农一起，展开了一场批判复古逆流的大讨论。林语堂语不惊人死不休，说“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只有“欧化”才是救国的惟一捷径。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老前辈了，“骂”起人来显然技高一筹，干脆说要做“卖国贼”，卖给“遗老遗少”。
  现代评论派看不惯《语丝》叛逆的做派，说他们是一群学匪。林语堂作为《语丝》的“骂人”新秀，干脆写了一篇《祝土匪》，以草莽英雄自居。他扬扬自得：“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
  1928年，林语堂出版了散文集子《剪拂集》，因为文风犀利劲捷，有人评价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
  林语堂一家三口住在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还有一个很大的金鱼缸。当然，照料金鱼是翠凤的工作，林语堂只是负责闲下来的时候观赏罢了。凤如很乖巧，语堂喜欢逗她玩，给她洗澡。看着凤如蹬着小胳膊小腿在水盆里嬉戏，他很满足。
  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林语堂就去参加《语丝》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聚会。来今雨轩是北京著名的茶楼，化自杜甫的名句“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故交新知欢聚一堂”之意。
  《语丝》初办时，销量并不好。可激进开放的观念、自由的风格在当时也找不出第二家，《语丝》慢慢地在北大等高校打响了名头，每出一期，总被学生抢购一空。
  在浓密的松荫下，《语丝》的干将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等，叫上一碟瓜子，一壶茶，坐在了一起。他们磕着瓜子，随意地聊着，话题变化很快。国家时政是必定要聊的，生活艺术、女子心理也屡有涉及，有时候甚至也会串到节育理论上。有人来得匆忙，肚子饿，就叫上一碗面，或是包子，但东西还没下咽，就急着发言，说到一半停下来，嚼几口，接着又说。
  林语堂刚加入《语丝》不久，是后生晚辈，聚会时，他说话少听得多，虔诚地看着文学前辈们，一点也不像杂志上“漫骂主义”的愤怒青年。
  周作人最常出席，但话不多。他声音低缓，和他的文风很像，走的是平和冲淡的那一路。就算激动地争执，他也不会提高嗓音，依然慢条斯理。林语堂在一旁，干着急。
  鲁迅可不同于弟弟周作人，要活跃得多。他反应很快，诙谐百出，是聚会的中心。每当讲到敌人的丑态，或是新发明一个讽刺的妙语，他会得意地大笑，爽朗极了。鲁迅永远一件玄色长衫，不修边幅，中等身材，两腮瘦得凹下去了，可他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犀利得很，往往一个字，就可以陷人于绝境，致人于死地。
  鲁迅讲一口带着绍兴方言的兰青官话，听起来很费劲，但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他都能入木三分，在别的地方很难听到这种高论，所以林语堂听得格外认真。
  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作怪，兄弟俩闹得很僵，同时在场的机会很少。林语堂认为这是别人的私事，从来不乱打听。
  黑框眼镜是钱玄同的标志。他笑嘻嘻的，是个可爱的人物，常常涨红了脸，大喝一声：“把线装书都扔到厕所坑里去。”要是说到“孽种”和“文妓”，那是在骂旧派文人。有人告诉他，俄国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要伟大，他深信不疑，每次发言，一定会举出此例来证明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化。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改信天主教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钱玄同很怕女人和狗，见着其中任何一样，跑得比谁都快。
  刘半农早前是“鸳鸯蝴蝶派”，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唱红大江南北。因为没有学历，被系里的陈源说“也算是北大的教授”，他一气之下，远走欧洲，考了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后来，他穿着中国蓝绵袍子去女校上课，学生们很失望，说，原本以为是个风雅的文人，怎么知道是个土老头？他听说了，又写了一首词：
  教我如何不想他，
  请来共饮一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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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丝》的日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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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我如何再想他？
  郁达夫一来，聚会就达到了(禁止)。
  郁达夫是放浪形骸的狂放文人，以《沉沦》的大胆描写声名鹊起。他放着发妻在老家，常去逛八大胡同，上等妓院和下等窑子，都来者不拒。林语堂不太赞同这种生活态度，但却喜欢和郁达夫亲近，说他是真名士自风流。
  烫上一壶绍兴老酒，再点几个下酒的小菜，大家的谈兴更浓了。林语堂喝了酒就要睡觉，所以滴酒不沾，却从不提前走。他要欣赏酒后文人图。
  郁达夫生性豁达，喝了点酒，情绪就上来了。他躺在低矮的藤椅上，摩挲着新剪了平头的脑门子，大讲异国他乡的趣事。讲到可恨的事，就痛骂不止。鲁迅的酒量很好，喝过酒反而更沉着，妙论不断。
  无拘无束的《语丝》茶会让旁观的林语堂受益匪浅。
  一颗文坛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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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狗及其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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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大规模论战是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幕。
  语丝派是一群年轻的叛逆分子，“必谈政治”，嬉笑怒骂，只凭心中所想。
  现代评论派的主力则大多留学英美，学了不少英国绅士气，主张“好人政府”。他们道德感很强，又多数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被称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
  刚开始的时候，两派各自为政，河水不犯井水，所以相安无事。
  《语丝》曾刊登过胡适的诗作，《现代评论》也不排斥语丝派的投稿。
  徐志摩是“正人君子”的一员，可做起事来更得语丝派的精髓。他先是满世界地追求“人间四月天”的林徽音，“徽徽，许我一个未来”成了众人皆知的情话。后来，他又和有夫之妇陆小曼高调恋爱，还把“摩摩”写给“眉眉乖乖”的情书《爱眉小札》出版，书中尽是这样的句子：“今天早上的时刻，过得甜极了。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我最乐。坐着也好，走道也好，上街买东西也好。厂甸我何尝没有去过，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像一条小龙。”年轻人拿这本书当自由恋爱的模本，老派人看了，瞠目结舌，直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是太平盛世，文人不可能关起门来读书。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把两派都卷进来了。语丝派扛起“唤醒国民”的大旗，投入了民族自救的洪流，而现代评论派则倾向于当局的一边。
  论战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