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背后是朱熹的字，四联幅，真迹。“当年人家看字这么大，不信是真的。我说给我吧。谁说朱熹只能写小字呢，嘻。”
隔了几十年，又重新庆幸一番。
头顶是罗马式吊灯，他画的式样，叫湘西的铁匠用黑铁打出繁复的花式。“一千多只灯泡。只亮过一次。那次开画展，来了600多人，那天晚上，车排到几里之外……所有的灯，全
开了，是何等……”
是，何等的似锦繁华。
门外车响，他女儿，孙子要离家去香港。他低下身，小孩子在两颊一边亲一下，挥下手，转了身。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重新坐定后，他无意中把这句话说了两遍。黑狗在他膝边伏下，在一地的阳光里微微打着盹。
四壁都是窗。于是我们聊他一生的窗口。他最初的记忆是在湖南凤凰，两三岁时的“棘园”——矮棘树上青嫩的大刺，细碎浅白的花，黑瓦檐，远一点，是蓝的山和闪光的河流。“最留恋的窗，是它了。”
彼时人生忧患未生。小孩子，躲在窗台上，贪婪地看早春三月。
12岁时离家，颠沛流离。
并无人敢欺侮他，“小的不用说，大的，打了我，我就缠着他阴魂不散地打，他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一连打三天。”
打架，穷，饥饿，冷，热，寂寞。抗战时期的流亡。几卷书。狂热地刻木刻——一个十几岁男孩子的江湖。
1943年在江西信丰，贴街的大窗，没有窗框，每日一早，雾，阳光，满城鸡啼都进来，他斜靠着窗，吹法国小号，给远远走来的女朋友听。
 “咦，那么穷还交到女朋友?”
 “是呀，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桌上有他当年的照片，十几二十岁的年纪。我看了看，对他说，“我知道为什么。”
他得意地笑。
当年与褐颊大眼的女友告别时，他说，“等赚到勉强生活钱就来接你结婚。”
一等到了1948年。新家，在香港九龙，极小的屋子，窗用漂亮的印度浓花纱装点，叫做“破落美丽的天堂”，窗前有木瓜树和井泉，还有“钻石般的夜城”。
当然仍然穷，几个朋友一起吃“童子鸡”，吃完面面相觑。他说：“快，给《星岛日报》叶灵凤打电话。”一边拿纸对着饭店水柜里的热带鱼画张速写，手指蘸点酱油抹几笔上色。等他的老主顾叶先生赶到，一边微微笑拿过画，一边支稿费给他。付过账还有节余，几个穷朋友分一分，呼啸而去。
什么都做，投稿，画画，写电影剧本。攒够钱，夫妇两人“装了一大袋钞票”，回湘西看看。一路枕着满是幽兰和芷草的辰河，听对岸终夜的渔鼓，月琴，大筒，唤呐，三弦……
河街一带尽是灯火。
唉唉。听的人眼神飘散，只顾叹息。
他看一眼钟，忽然说到别的事上，“上次杨振宁夫妇，范用夫妇，丁聪夫妇……来了一大桌，我一一给介绍一遍，入座。过一会大家又互相客气地问，‘您是?’我说，‘别问啦，再说一遍呢，还是会忘。先吃饭要紧’。”
于是，我们先吃饭。
自家窑里烧的陶碗，每人一碗面。我学他的样子放一勺猩红的辣椒进去。愁眉苦脸地吃了一半的时候，他看看我，“没事，剩下吧。我是要吃完的。”他连汤也喝下去。
吃完饭。坐在玳瑁做的美丽的雪茄盒，无数的烟斗，“黄家制造”的橄榄油……中间。头发盖住脸的沙皮狗睡在我手边。
我们坐一圈，喝茶，听他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的掌故。
是年他28岁，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年青的老师。住大雅宝胡同。同住的有李苦禅、李可染、黄胃、张仃……
高朋满座呢。
他笑，“那年韩素音回国，请大家吃饭，也说到这个词，我问旁边的夏衍，“‘高朋满座”出自哪里?，他一怔，‘是的哦，哪里?’乔冠华坐他旁边，接口说，‘《滕王阁序》’。”
他的书里多的是这样的掌故，亲切得很。写齐白石，从乡下来个70多岁的儿子，来要钱，“不给，就在地上打滚”，齐白石到李可染家避难，全身衣衫里挂满小金条。
看的人都笑。
 “哦，齐白石，不大理人的。”黄永玉仰在椅子上学他懒洋洋的样子。“周总理去看他，跟他说以后画不要卖了，有一幅国家就收购一幅。他也那样靠着，爱答不理。送客到门外。回来时身边人提醒他，‘你知那人是谁?’
 “‘谁?’他慢吞吞问。
 “‘周总理呀，周恩来。’
 “‘哦’，他拇指悠悠一挑，‘角色’。”他学着齐白石用浓稠极了的湘潭话说。
那是50年代刚开始，尚有古风。每天晚饭时，“大雅宝”的小孩子拿着青花小提粱壶去打酒。大伙在大葡萄藤底下，喝茶吃饭。“说笑没有个尽头”。寒冷天气里，在半夜街头，隔着窗子，能听见提着蓝印花布篮子的中年人，卖硬面饽饽。“皮脆，心是软甜的……”
呵。满屋子老昏的秋阳，兜着旧事，陈酒，老友。
文革时也是这些人，都关在一起。李可染每次被喝令发言，连手臂，嘴唇都在颤抖。黄永玉在心里喊，“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
轮到他被两个极凶恶的男子批斗，他想，“要是平时，老子一手一个把你们挂在树上，现在，我就尝尝被打的滋味。”
皮带抽在背上，他数着，“二百八十四下。”
整个背都打烂了。
我低下头。
 “回到家，老婆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他笑了，“我跟她说，倒是吃了一顿笋子烧肉。”
 “要从容。”这是他的表叔沈从文，当年那个令人战栗的年代中，在大街上与他错肩而过时，低声说的。
那时他住的地方只供存身，窗子被墙堵上，他画了一副大大的，开满鲜花的窗口，挂在那个位置。1970年在农场劳动时，弓着身子打着电筒在被窝里写情诗，题目叫《老婆呀，不要哭》。“你的眼睛，像故乡三月的小窗和棘园……”
日后在意大利，他的房子，为了坚持要巨大的哥特式的窗，还与政府小小地交涉了一番。
在达芬奇的故居旁，他一年中画40多幅画，翡冷翠，婀娜桥上的黄色月亮，还有湘西的虹桥。
我看过他画《罗马，最初的黄昏》，两颊发麻。
 “呵，那幅。”他欲言又止。
那样古旧败落的房屋，和老得快要死去的夕阳。他在斯时斯地会想起在北京时常去的十三陵的那些废陵吗?
他在书里写过的， “荒草颓垣……山影似的远处高耸的陵殿……静得很，偶尔才一两声鸟叫……有时下午去，有时早晨就去了，开着那辆现在已经报废的白车，坐到黄昏。放羊的来，就叫他一起坐下喝茶。他说，‘老头，你不怕?’我拍一拍身边的双筒猎枪，‘怕谁?我有枪’。”
在西雅娜，两只老狗陪着他，“隔着老玻璃看雨，听雨，看雪，听雪……”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于是辗转来去，以为在香港与家人一起终老，却又买100亩田，留在这个有满塘荷，有飞起的檐角和老锈的铃铛，有火红榴花与暗香腊梅，有旧雨新知的地方。
 “是最后一个窗口了吧。”他悠悠地说，“在湘西长大，从小看杀头，生死的概念不一样……将来，骨灰也是不要的。”
是的，生命倏忽。
但是我猜他一定痛恨过老。痛恨过这样涩的眼，这样侧过身才听得清的耳朵。这样在阴凉的大屋坐久了，腿会痛的年纪——那是67岁时带着他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的双腿。是26岁带着他从福建永春走两个月回湖南的双腿。是17岁时爬上树去摘弘一法师的玉兰花的双腿，是
两三岁时爬在窗栏上往外看的双腿……
 “什么时候，再回凤凰一趟。”他转头对侄子说。
 “等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也不想去了……”
十几年前，沈从文病前，也是他这样劝着，陪着回去过。十几个人带着锣鼓来唱“高腔”。
 “头一出是《李三娘》，唤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肃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个朋友都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那时的黄永玉，还不到60岁吧。
我们看10年前香港电视台在意大利拍他的纪录片——他身子在草地上打滚。我回头看看他，他斜在椅子上，也忍不住微微笑。
仿佛着到河流从他身上穿过。
我轻声问他最朴素的人生哲学。
 “平常。”他想想，举七仙女的例子，“她是玉帝的女儿，谁都可以嫁，孙悟空，猪八戒……或是凡间帝王家，有的是高干子弟，可她嫁牛郎，因她什么都有，只缺平常。”
他现在庭园恬淡，岁月不惊。每日上午，下午，晚上，写作，画画，正写20万字的小说。
 “写我自己，和经历的世事。”
我忍不住说：“回头看这些年，也许会像杜甫写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他沉默一瞬，明净的秋光照在他脸上。院子里风吹过草木，有温柔的脆响。
 “嗯，”他点一下头，“相对如梦寐。”
临走时，我扶扶他的臂，他穿着深绿的手织毛衣，粗棒针的，粗糙地，温暖地，硌着手心。心里也像被轻轻地擦一下。
回去的路上，太阳斜了。路真长，都是灰尘和人群。我翻开他送的诗集，有一首，是纪念保罗·安格尔的。
我低低读出声。
 “莲花说，我在水上漂荡……再也不能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