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

重要人物如朱红灯，也被捉住处死。
  直隶总督原为荣禄。荣禄于戊戌政变以后调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继任的直隶总督是裕禄。裕禄对义和团阳禁阴纵，因此义和团便纷纷离开难以立足的山东，而涌进了直隶。
  他们由南而北，沿途设立“拳厂”、扩充势力，常常走到教堂里对传教士与信教的中国教民破口大骂，甚至抛砖丢石，但他们直至到达天津之时为止，并未伤害人命。
  到达天津，是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二月底。谣传他们要在三月初一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不过，到了三月初一，却并无攻打天津租界之事。
  其后，义和团竞在任邱县和官军开战，将官军击败。裕禄身为直隶总督，而并不计较。四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县烧教堂，裕禄派了副将扬福同带兵去弹压，也被义和团打败。义和团而且当场杀死了杨福同，裕禄依然并不计较。这杨福同算是白死。
  不久。直隶义和团的首领之一曹福田，反而蒙慈信太后召见。
  庚子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义和团烧了芦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的火车站。
  次日，五月初一，拳众又爬上涿州的城墙，在事实上占领涿州，说是“洋兵将到，本团代守”。涿州的知州无法挡驾，愤而绝食。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对于这样抢夺地方政权的大事，只派了两个高级文官前往“解散拳众”。这两人是刑部尚书赵舒翘与顺天府知府何乃莹，一到涿州便成了拳众的俘虏，被“勒令烧香跪拜”，等于是加入了义和团。
  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告奋勇，也奏准前来涿州。来了以后，不仅是烧香跪拜，而且和“拳首”密谈了很久。刚毅和赵舒翘、何乃莹回京，向慈禧表演拳众如何跪拜，如何两眼直视，如何挥拳摔腿，却不提起他们自己有没有达成解散拳众的任务。慈禧似乎也不太关心那位绝食的知州，与如何收回涿州地方政权，所关心的是“拳众是否可靠？”
  赵舒翘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思，连说“可靠，可靠”。刚毅藉此机会，劝慈禧准拳众进入北京。
  在进入北京以前，拳众先在五月十三日当慈禧由颐和园回入城内之时，沿途排队，自称护驾，慈禧检阅了一番，十分高兴，赏银二千两。
  两天以后，五月十五，一百多名拳众先遣部队进了北京，“分成三队，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
  先遣部队来了以后，成千的拳众蜂拥而入，每天都有。他们随处设立拳厂，又设立神坛。起先是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后来是一街三四坛，甚至五六坛。初惟徒众为之，“继则身家殷实者亦为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矣。”
  传说，甘军的统领董福祥与义和团的“总首领”李来中结拜为把兄弟。辅国公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惇郡王奕誴的儿子、道光皇帝的孙子)“短衣窄袖”，腰束红布，学了义和团团员的打扮。
  还有人说，慈禧在宫内也设了坛，学习义和团的密咒。
  拳众在入京的第二天(五月十六)晚上，放火烧了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同时也烧了“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的房屋。(当地的教民已经逃入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第三天，五月十七(6月13日)。拳众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不曾攻得进去，被东交民巷的洋人放枪击杀八人。当天晚上，拳众烧毁崇文门内的教堂，杀死教民二三百人。(崇文门是“内城”的三个南门之一，面南偏东离开东交民巷不远。)
  五月十八，拳众焚毁顺治门外的教堂，与“大栅栏”的几家卖洋货的店铺。(顺治门是内城偏西的一个南门)。
  五月十九，拳众在晚间进攻奥国公使馆，被洋人放枪打死了很多。这一晚，不曾放火。
  五月二十，晚间九点钟，义和团又在大栅栏放火，烧“老德记”西药房。起火以后，西南风大作，火场蔓延到“前门大街”与内城的正南之门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也着了火，煤市街、西河沿、荷包巷连带也遭了殃。这一晚，被烧的店家与住宅，有四千多家。
  当时的民间救火组织“水会”想去救火，被义和团阻止。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董福样部(甘军)，甚至荣禄的武卫中军，也开始放枪抢劫。这些乱兵，一批一批地闯入官吏与“富户”之家，见了什么便取什么，先是珠宝银钞，其后便是衣裳与零星物件。被抢劫的还得赔笑脸，否则房屋也要被烧，甚至性命不保。
  此时，那深居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却还在发号施令，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战争呢!
  宣战的诏书，于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宣战的对象，不是某一国或某几国，而是所有的“远人”。
  单就文字本身而论，这宣战诏书倒也理直气壮：“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代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仁心......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诏书所提到的“杜士兰照会”，确有其事。杜士兰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他受日本、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三国驻津海军司令官的委托，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对中国的大沽守军递哀的美敦书，限守军于次日午前二时交出炮台。
  大沽的守将罗荣光决定抵抗。他在次日午前零点四十五分下令开炮，战到午前六点三十分，丢掉所有的炮台，但也使得日本、俄国、法国的兵，及国籍混杂的天津：“义勇队”，死了六十四名、伤了八十九名。
  严格说来，就时间的先后而论，这是衅自彼开。
  当然，列强也可以指出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是在五月十五日(6月11日)便已于北京水定门外被董福祥的甘军兵士杀死。这是不成为理由的。第一，杉山彬之被杀只是中、日之间的小事件与日本以外的列强无关。第二，列强海军决定攻夺大沽炮台之时，并不知道杉山彬被杀(当时京、津之间的消息已断)。 
 《细说清朝》一三三、八国联军
  列强习惯于“嚣张”，在义和团事变期间犯了很多错误。他们于拳众尚未入京之时，向慈禧表示，根据条约上的权利，准备派兵到东交民巷来保护使馆。慈禧在五月初四日答应他们：每一个使馆可以派来“三十名”洋兵保护。当天晚上，英、俄、法、美、意、日六国的洋兵便从天津来到北京，其中除了日本一国以外，其他五国均派了超过三十名的洋兵。这是激怒慈禧的第一件事。(日本二十四名，英国七十九名，俄国七十九名，法国七十五名，美国五十三名，意大利三十九名。其后，在五月初七日，续到了德国洋兵五十一名，奥匈帝国三十二名，加上先后与洋兵同来的十九名各国军官，总数是四百五十一名。)
  在这四百五十一名官与兵之中，有四十三名被分派到“西什库”，保护“北堂”(利玛窦所建的天主堂)。剩下的四百零八名，成为防守使馆的全部兵力。在军器方面，除了四枝机关枪以外，全是步枪。(英、美、奥、意四国使馆各有机关枪一枝。)俄国使馆虽有若干炮弹，炮却留在天津，不曾带来。
  五月十三(6月9日)，英国使馆的“翻译生”在北京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与义和团团员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一个团员。
  当天晚上八点半钟，英国公使窦纳乐发了一个电报给驻在天津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上将，说：“情势极端严重，请立刻派兵增援，迟恐无及。”
  西摩尔接到电报以后，在次日上午九点半钟便带了军队由天津北上。清朝天津当局于西摩尔的坚持之下，准他与他的军队搭乘火车。
  第二天早晨，他到达杨村，已有其他几个列强的军队陆续由天津赶来。于是，西摩尔的兵力，有了二千零六十六人之多。
  这二千零六十六人，便是国外历史书上的所谓“救援纵队”。各国的官兵人数如下：
  英-- 915
  德… 540
  俄… 312
  法… l58
  美… ll2
  日 一 54
  意 … 40
  奥 … 25
  这是列强激怒慈禧的第二件事。
  慈禧在这一天(五月十四日)，索性委派仇洋的端郡王载漪为“管理各国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
  次日，五月十五日，拳众进入北京。又次日，五月十六日，西摩尔的洋兵才到达廊房(由于杨村以北的铁路被拳众毁坏，因此而西摩尔的军队决定边走边修军行缓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救援纵队”，并非于东交民巷业已被围攻以后才由天津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