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喃鸟月

我们相视片刻,大笑起来,笑过之后,真的大吼了一声:“啊!”我们的眼里都噙着泪花。不久,我拿出家里仅有的500元积蓄买了一辆三轮车,当上了“板的司机”,开始从生活最低层干起。同时,我也没有把手中那支笔扔掉,开始学着创作。白天风里来雨里去走街串巷阅尽人间百态,晚上就着一杯清茶点上一根香烟书写感受与梦想,真正实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跑“板的”过程中,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也遭了不少白眼。可每当我想生气、发火时,我就问自己,还有什么比生存更重要更高贵的?到了晚上,我就在爬格子中把它吼出来,变成思想,编成故事,最后还能换成稿费呢。就这样我咬着牙干了半年,我的月收入竟比过去在单位里还多了三倍,同时,还在各报刊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街道里组织下岗再就业先进事迹报告会,硬要我讲讲。我站起来只讲了两句话:“记得我父亲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面对困难和压力大吼一声,你会发现自己原来也很了不起’。师傅们,让我们大吼一声,先把困难吓倒,然后用自己的力气和头脑去开路吧。”
    
    拔去心里的草
    刘国芳
    是不是我们心里没有草了,眼里,才这样一片洁静。
    1995年春,我分到浒湾山下小学教学,与我一起分来的,还有梅。日子一天一天在寂寥中过去。一天从河边回来,我听到梅在默默背诵:“倚危楼风细细。望尽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我在梅的声音里走过去,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你不高兴的时候,就背唐诗宋词。”梅说:“在这种鬼地方,你高兴得起来吗?”我才知道,梅的忧愁和我如出一辙。梅就住在我隔壁,这是一幢很旧的小平房,房前屋后的墙缝里都长着草,一天校长走来,校长姓兰,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听别的老师说,她中师毕业便分到山下小学,在这里教了一辈子书了。兰校长过来看看我们,又看看墙上的草,跟我们说:“你们墙上都长了草了,拔拔吧。”我们听了,无动于衷,我们不想在这儿久呆,我们没必要去管它。半个学期后,梅突然高兴起来,梅一高兴,我再听不到她咏诗赋词了。一天梅跑过来,梅跟我说:“我的调动差不多了。”
    我当然为梅高兴,但为自己难过,梅走了,我还想待到几时呢?在以后一段时间里,梅笑口常开,我在梅笑着时发现梅脸上有两个小小的酒涡,梅其实是个很好看的女孩,当然,是在她笑着的时候。
    但出乎意料的是,梅并没调动,梅告诉我,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但最后让市里卡住了。梅说着时,眼里黯然无光。这以后梅沉默寡言了,总在门前坐着一言不发。时间过得很快,一学期就这样过去了。这年秋天,新学期开始了。开学好几天了,梅还没来,几天后她来了,却是来请假,梅说她不想在这里呆了,要去广州打工,但兰校长坚决不批。梅这回太伤心了,调又调不动,请假又不批,梅哭了,我看见她“泪弹不尽临窗滴”了。这以后不久,梅做了一次傻事,梅在抚河边逛了许久,竟往抚河里蹿。幸亏两个农民看见了,跑下去把梅拉上来。农民知道梅是山下小学的老师,便把她送了回来。这事迅速传遍了学校,兰校长和老师们都过来了。兰校长一脸难受,内疚地说:“都怪我大意呀,你如果出事,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呀。”一个老师,在一旁开导梅,老师说:“蝼蚁尚且偷生,你何必这样轻生呢,你才二十岁呀。”这个老师说着,忽然看见梅屋里的墙上长着杂草,老师又有例子了。老师说:“你看看,这些草在你屋里都要顽强地生长呢,这里没有阳光,没有雨露,这样恶劣的环境它们还要生长,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兰校长也瞥了瞥墙上的草,但说出了一番截然不同的话,兰校长说:“其实这草还长在小梅你心里,你心里有草,你对眼前的草才会熟视无睹,你心里荒芜了,你眼里还不会荒芜吗?”兰校长说着时,几个孩子在门口探头深脑,兰校长见了,喊孩子进来,又开口跟梅说:“乡下孩子也是人呀,我们不来教他们,谁来教他们呢?”梅听了,眨一眨眼,我看见她眼里流出晶莹的泪珠。第二天,我和梅在屋里坐着,我们回味着兰校长的话,心里无比的愧疚。不久,我忽然听到一种声音响起,那是一种类似于拔草的声音。我说梅,你听到一种声音吗?梅点点头,梅说听到了,它好像发自我们心里。我们说着,不再做声了,我们静静地坐在那儿倾听着这发自于心里的声音。许久,声音消失了。我和梅在声音消失后走出去,忽然,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们看见我们墙上的草没有了,谁拔了它呢?是不是我们心里没有草了,眼里,才这样一片洁静。
    吹着口哨回家
    乔叶
    这样的故事似乎离奇得让你不敢相信。但是,请你还是相信吧,因为这个故事无论真实与否,都有它本质上的美好意义。
    那一天,在单位,因为一件小事的不如意,我的不满便如传染病一般弥漫开来,脑海里尽是别人对不起我的理由,仿佛整个世界都欠我的,心里懊丧和愤懑到了极点。于是,挤公共汽车的时候,充斥着高压情绪的我便一反常态,不再淑女。一阵横冲直撞之后,我踩到了一个人的脚。“嗨,请你小心点。”有人对我说。我看了他一眼,发现我踩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身边的那个人―――那个人可能是他的朋友。两个人的衣着都很洁净,神情稳重而疲惫,被踩的那个人正貌似悠闲地吹着口哨,我听出他吹的是《铃儿响叮当》。  
    “踩的又不是你,”我本想道歉,犹豫了片刻,却突然想趁机撒撒气,“多管闲事!”“不管踩的是不是我,这件事情你都得说对不起。”他在为朋友坚持。
    “不对的事情千千万万,你管得完吗?”我骄蛮得不可理喻。周围一片沉默,我却从这沉默中读出了一种平头百姓素日里对我这种“小恶人”的微妙的畏怕和鄙夷。明白了自己目前在众人心目中的位置,我没有一丝一毫痛快淋漓的感觉,有的只是愈来愈深的羞愧和后悔。天知道,我其实根本不想成为这个样子。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请原谅。我一遍又一遍默默地说。
    那个被踩的人依然吹着《铃儿响叮当》。只是,我偷偷看见他悄悄拉了拉那个与我理论的人的衣角。那个人果然闭口了。
    我长嘘了一口气。车刚刚停下,我便仓惶跳下。“小姐,请等一等。”有人喊。我回身。是他们。我静立。愧疚与后悔立即开始转化为敌意。看样子他们还想没完没了呢。
    “你是这么年轻,所以有些话我实在忍不住要对你说,也许你听了会有好处。”那个人的语气里满是耐心。被踩的人站在一旁,似乎有些腼腆,仍旧吹着口哨。我忽然不敢再看他们,微微低下了头。“今天你是不是有些不顺心?”我点点头。“这种小波折谁都会遇到。有的人经历的何止是不顺心,简直就是用一生去承受的大苦难。”他说,“就像我的弟弟。”吹口哨的人顿时红了脸。
    “您知道吗?他原本是一家剧团的台柱子,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双腿。现在,他装的是假肢。”想到刚才我曾在那双失去血液的脚上踩了一脚,我的呼吸在一瞬间几乎都要停止了。
    “后来,他又去一家歌舞团唱歌,他曾是这家歌舞团最好的男高音,但是,一次重病又让他失去了声音。”哥哥的眼圈红了,“现在,他是个下岗职工,和我一样,靠直销水晶袜生活。今天我们只卖了五双,但是,”他的声音哽咽了,“每天,他都要吹着口哨回家。”我的心一阵颤栗。原来是这样。我压根儿没想到。
    “我可以看看你们的袜子吗?”我轻声说。也许,买双袜子可以小小地平衡一下对自己刚才无理行为的痛恨。我想。
    弟弟微微笑着,很快递过来一双袜子,包装上面印着价码:三块钱。并不贵。“我的话还没说完。我们追你下车,并不是想让你买袜子,”我正准备掏钱,哥哥的声音又响起来,“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你知道,我的弟弟为什么要吹着口哨回家。”我惊奇地看着他。他的弟弟为什么要吹着口哨回家和我有什么关系?“他曾经告诉我说,口哨是他现在所能支配的和音乐有关的惟一的一种技巧。他的口哨只能吹出两种风格,一种是悲哀的,一种是快乐的。悲哀别人不容易懂,但是快乐却可以在任何角落通行。所以,他想让别人从口哨里感知到快乐。”
    我缄默片刻:“可是,有谁在乎呢?”“是的,很多时候是没有人在乎。不过,幸好他在路上留下口哨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让这种快乐寂寞。如果,有人偶尔的在乎并破解这种寂寞,他就会分外满足,觉得自己简直是一本万利了。”
    我然。终于知晓了无地自容的滋味。为什么要让别人享受快乐?为什么要让自己吞咽痛苦?如果是我,我一定只会这样习惯地诘问。而且,我知道,习惯如此的,绝不仅仅是我。好像所有精明的现代人在实际操作自我情感的时候都已经很少有这种高贵的气度了。
    我也终于明白,很久以来,原来我并没有弄清这样两个问题:在快乐的问题上,如何对他人最慷慨;在痛苦的问题上,如何对世界最吝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