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他说得很明白，凡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等大权牢牢掌在手中，丝毫不让，是个名副其实的太上皇，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太上皇。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和珅发布上谕：“明年降旨归政之后，凡内廷人等俱称上万万岁。”他的谕旨应称为“敕旨”。
    嘉庆帝原名永琰，是乾隆第十五子。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生，其母为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永琰于乾隆三十八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被册封为皇太子，时已36岁。该年十月初十日移居到毓庆宫居祝乾隆本拟于那年冬至传位，但因是年十二月初一日发生了日食，再加上湘黔等省爆发了苗民起义，故决定第二年元旦举行归政典礼。同时还决定归政前后要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招待全国70岁以上的官员、缙绅和耆庶人等。
    正如乾隆所说，亲授大宝后，并未颐养天年，而是孜孜训政，毫不倦担乾隆虽然表面上是禅位给嘉庆，但并没有真正放弃权力。他实行的是归政后的训政，是更进一步的专制集权统治。他说：“归政后，迅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凡事无巨细，嗣皇帝仍要向他奏报，由他来裁决，下达指令。太上皇规定宫廷内一切体制不变，“凡有善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太上皇帝并没有到宁寿宫居住，而是依然住在养心殿中，他仍一如往日自称为“朕”。凡题奏行文每遇太上皇字样，要高三格抬写，而当今皇上只高二格抬写。他的生日称“万万寿节”，而当今皇上嘉庆称“万寿节”。其次皇宫中仍用“乾卤纪年、宝泉局和宝源局等铸钱机构同时用嘉庆和乾隆年号铸钱等等。一切政务，乃至生活琐事，乾隆仍要多方干预，嘉庆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没有行政权，没有用人权，更不能单独接见外藩和贡使，他只能从事一些祭祖、经筵、大阅以及传胪等礼仪活动而已，确实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
    乾隆每日召对臣工，处理庶政如故。嘉庆听政“必御乾清门；在圆明园，则御勤政殿”对于太上皇，“日侍圣颜，敬聆训谕”，“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喜，笑则亦笑”，他对太上皇是百依百顺，看乾隆的眼色行事。这时满朝文武百官心里也都一清二楚，大权操在太上皇手里。表面上虽是“两圣同堂”，实际上嘉庆帝只不过是个傀儡。乾隆在接见朝鲜使臣后，派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可见，和珅的部分目的还是达到了，也就是他的“后台”乾隆仍是大权在握的“太上皇”。
媚上实战：挟太上皇以令皇帝
    和珅也曾想到过新皇帝会对自己的不利，但是，一想到有太上皇作靠山，也就渐渐放下心来。再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即使太上皇死了，只要白莲教一日不灭，嗣皇帝就要用我一日，我就一日不倒。因此，他希望这场战争持续下去，成为持久战，将嗣皇帝的注意力吸引到战争上来。
    嘉庆皇帝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明白，他深知和珅能左右太上皇的意旨，自己得立与否，能否坐稳江山，大权掌握在太上皇手中，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完全操纵在和珅的手里。他只好采取韬晦之计，以与和珅周旋。
    嘉庆帝即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他的老师朱珪在祝贺信中写道：
    虽已继承大位，但事事处处皆当小心从事，不可多御政事，能推则推，加强修养，吸取圣祖时期太子立而复废、废而复立的教训，小心翼翼地侍奉太上皇。
    这些肺腑之言体现了帝师朱珪的忠诚，嘉庆帝看了，心领神会，知道在太上皇训政时期要处处谦让，小心谨慎，无所事事，只有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这是嘉庆皇帝的动心忍性时期。他虽然对乾隆的某些决定不满，也从不露声色，针对和珅飞扬跋扈、揽权专断的行为，他总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当着吴省兰的面，更是装作无所事事，所问者皆家庭日常琐碎之事，似胸无大志一般。
    和珅看嘉庆得过且过的样子，认为嗣皇帝平时对他的警告、提醒，甚至偶尔流露的不满，只是一种无意的行为，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别有用心，这样和珅就更加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以至于有时挟太上皇帝来号令嗣皇帝。
    和珅就如同二皇帝，权倾一时，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任命为私人，从部院群僚大臣，到地方督抚提镇，大多出自和珅私门，只有嘉庆周围的极少数人平日与他为敌，但他们人少、权孝势单，不足为患。
    白莲教起义后，他又将军营将领换成自己的亲信，他们惟和珅之令是从，嗣皇帝对他们都无可奈何，军营中的封章奏折，必先送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和珅验看后才进呈给太上皇，嗣皇帝极少见到，而且这些奏折均不是和珅主动送去，只有当他向和珅问询时，和珅才拿出片言只语、无关大局的奏折给他看。和珅对前线动态了如指掌，而嘉庆则很少知晓。
    久而久之，和珅胆子益大，头脑发昏，变得利欲熏心，目空一切，在朝文武百官无人敢与他抗衡，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
    可以说，和珅的企图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为明哲保身，满朝官员有的对和珅阿谀奉承，有的敬而远之，有的隐忍不语。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要教训一下诸皇子，使他们都对自己望而生畏。
    一天，和珅从宫中出来，用手旋转着身上佩带的剔牙杖，边走边说：
    “今天太上皇对诸皇子很不满意，八阿哥应杖30板，十一阿哥应杖40板，十七阿哥应杖50板。”
    嘉庆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宣和珅进宫，问道：
    “听说太上皇对皇子不满意，要用家法侍候，到底出于什么原因？”
    和珅回道：
    “八阿哥永璇不习国语骑射，十一阿哥附庸风雅，崇尚虚名，十七阿哥胸无大志，得过且过。”
    嘉庆闻言，情知乾隆与和珅一起议论诸皇子，必定也对他有番评论，于是又试探性地问道：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太上皇怎么现在还生气？”
    “奴才与太上皇论及政务，太上皇认为朝中无一人可用，奴才就向太上皇推荐诸阿哥，没想到太上皇听后就生气了。”
    “由相公辅佐太上皇，还用诸皇子何为？”
    “现在白莲教声势日大，一日不平太上皇一日不安。以前圣祖在世，多次亲驾出征，八旗兵无不以一当十，奋力出击。太上皇年轻时运筹殿廷之上，决胜千里之外，赫赫战功彪炳千秋，现在太上皇年老力衰，已无法亲征，希望诸皇子能有所作为。”
    嘉庆帝听到这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好像有人狠狠抽了他一鞭子似的，立刻感到浑身不自在，他深知，乾隆皇帝的这些牢骚根本不是针对阿哥他们说的，而是针对他嘉庆皇帝说的，只是他们皆为皇子，才可以家法处置，而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尽管只是名义问题，国体在此，不能造次。
    现在太上皇衰老了，而嗣皇帝嘉庆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期。但与他的先辈们如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比起来，他的军事才能就逊色多了，既无实际作战的经验，又无军事韬略可言，指挥作战确非特长。就现实情形而言，朝中由太上皇主政，和珅辅佐，嘉庆实际是个多余的人，他完全应该离开皇宫，亲临前线督战，力争早日天下安宁，但缺乏才能的嘉庆帝只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仁孝有余，才能不足。
    乾隆皇帝对此十分清楚，从来不敢指望嗣皇帝有传世之功，自始至终没有派嘉庆督战的想法。嘉庆帝也非常知趣，有自知之明，从来不敢请缨杀敌。
    诸皇子阿哥本应呆在宫中，出征的事与他们似无关系，即使他们有经邦治国之才，胸怀文韬武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是不能派他们去的，这倒不是出于为皇子的性命安全考虑，而是在皇太子选定后，亲征的事就与诸皇子阿哥无缘了，这个重任只有皇太子嗣皇帝能承担，不管其军事才能如何，这都是天经地义的规矩，因为太子的尊严比国家还重要。
    如果乾隆没有选定储君，更没有册封皇太子，为了培养皇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指派皇子到前线指挥作战。
    如若皇室人员督战，嘉庆是当然的人选，他本人也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和珅这番话无疑狠狠地打了嘉庆一记耳光。
    太上是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而是忍受不了那不可阻挡的自然法力——衰老，虽年近九十岁，衰老不堪，但他还是不服输，更不服老，他把权力交给了自己最宠信的人——和珅，严格地说，他是把希望和幻想寄托在和珅的身上，在他的眼里，和珅无疑是他的替身。
媚上实战：“两朝股肱”、“三朝元老”之梦
    乾隆皇帝成为太上皇之后，和珅也考虑过要与新皇帝嘉庆建立“友谊”，以便使自己成了“两朝股肱”、“三朝元老”。他在刚知道乾隆打算禅位的消息后，连夜就去拜访未来的新皇帝，并送上了一份厚礼——一支巨大的玉如意。他一方面采取拉拢、靠近的方法，表示自己有拥戴之功，又向皇帝讨好说，皇上的衣食都由他贡献，没有动用国库金，以唤起嘉庆帝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他又在嘉庆帝周围布置了一些亲信，以窥伺嘉庆帝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