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第19章


他说得很明白,凡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等大权牢牢掌在手中,丝毫不让,是个名副其实的太上皇,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太上皇。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和珅发布上谕:“明年降旨归政之后,凡内廷人等俱称上万万岁。”他的谕旨应称为“敕旨”。
    嘉庆帝原名永琰,是乾隆第十五子。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生,其母为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永琰于乾隆三十八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被册封为皇太子,时已36岁。该年十月初十日移居到毓庆宫居祝乾隆本拟于那年冬至传位,但因是年十二月初一日发生了日食,再加上湘黔等省爆发了苗民起义,故决定第二年元旦举行归政典礼。同时还决定归政前后要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招待全国70岁以上的官员、缙绅和耆庶人等。
    正如乾隆所说,亲授大宝后,并未颐养天年,而是孜孜训政,毫不倦担乾隆虽然表面上是禅位给嘉庆,但并没有真正放弃权力。他实行的是归政后的训政,是更进一步的专制集权统治。他说:“归政后,迅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凡事无巨细,嗣皇帝仍要向他奏报,由他来裁决,下达指令。太上皇规定宫廷内一切体制不变,“凡有善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太上皇帝并没有到宁寿宫居住,而是依然住在养心殿中,他仍一如往日自称为“朕”。凡题奏行文每遇太上皇字样,要高三格抬写,而当今皇上只高二格抬写。他的生日称“万万寿节”,而当今皇上嘉庆称“万寿节”。其次皇宫中仍用“乾卤纪年、宝泉局和宝源局等铸钱机构同时用嘉庆和乾隆年号铸钱等等。一切政务,乃至生活琐事,乾隆仍要多方干预,嘉庆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没有行政权,没有用人权,更不能单独接见外藩和贡使,他只能从事一些祭祖、经筵、大阅以及传胪等礼仪活动而已,确实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
    乾隆每日召对臣工,处理庶政如故。嘉庆听政“必御乾清门;在圆明园,则御勤政殿”对于太上皇,“日侍圣颜,敬聆训谕”,“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喜,笑则亦笑”,他对太上皇是百依百顺,看乾隆的眼色行事。这时满朝文武百官心里也都一清二楚,大权操在太上皇手里。表面上虽是“两圣同堂”,实际上嘉庆帝只不过是个傀儡。乾隆在接见朝鲜使臣后,派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可见,和珅的部分目的还是达到了,也就是他的“后台”乾隆仍是大权在握的“太上皇”。
媚上实战:挟太上皇以令皇帝
    和珅也曾想到过新皇帝会对自己的不利,但是,一想到有太上皇作靠山,也就渐渐放下心来。再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即使太上皇死了,只要白莲教一日不灭,嗣皇帝就要用我一日,我就一日不倒。因此,他希望这场战争持续下去,成为持久战,将嗣皇帝的注意力吸引到战争上来。
    嘉庆皇帝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明白,他深知和珅能左右太上皇的意旨,自己得立与否,能否坐稳江山,大权掌握在太上皇手中,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完全操纵在和珅的手里。他只好采取韬晦之计,以与和珅周旋。
    嘉庆帝即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他的老师朱珪在祝贺信中写道:
    虽已继承大位,但事事处处皆当小心从事,不可多御政事,能推则推,加强修养,吸取圣祖时期太子立而复废、废而复立的教训,小心翼翼地侍奉太上皇。
    这些肺腑之言体现了帝师朱珪的忠诚,嘉庆帝看了,心领神会,知道在太上皇训政时期要处处谦让,小心谨慎,无所事事,只有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这是嘉庆皇帝的动心忍性时期。他虽然对乾隆的某些决定不满,也从不露声色,针对和珅飞扬跋扈、揽权专断的行为,他总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当着吴省兰的面,更是装作无所事事,所问者皆家庭日常琐碎之事,似胸无大志一般。
    和珅看嘉庆得过且过的样子,认为嗣皇帝平时对他的警告、提醒,甚至偶尔流露的不满,只是一种无意的行为,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别有用心,这样和珅就更加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以至于有时挟太上皇帝来号令嗣皇帝。
    和珅就如同二皇帝,权倾一时,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任命为私人,从部院群僚大臣,到地方督抚提镇,大多出自和珅私门,只有嘉庆周围的极少数人平日与他为敌,但他们人少、权孝势单,不足为患。
    白莲教起义后,他又将军营将领换成自己的亲信,他们惟和珅之令是从,嗣皇帝对他们都无可奈何,军营中的封章奏折,必先送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和珅验看后才进呈给太上皇,嗣皇帝极少见到,而且这些奏折均不是和珅主动送去,只有当他向和珅问询时,和珅才拿出片言只语、无关大局的奏折给他看。和珅对前线动态了如指掌,而嘉庆则很少知晓。
    久而久之,和珅胆子益大,头脑发昏,变得利欲熏心,目空一切,在朝文武百官无人敢与他抗衡,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
    可以说,和珅的企图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为明哲保身,满朝官员有的对和珅阿谀奉承,有的敬而远之,有的隐忍不语。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要教训一下诸皇子,使他们都对自己望而生畏。
    一天,和珅从宫中出来,用手旋转着身上佩带的剔牙杖,边走边说:
    “今天太上皇对诸皇子很不满意,八阿哥应杖30板,十一阿哥应杖40板,十七阿哥应杖50板。”
    嘉庆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宣和珅进宫,问道:
    “听说太上皇对皇子不满意,要用家法侍候,到底出于什么原因?”
    和珅回道:
    “八阿哥永璇不习国语骑射,十一阿哥附庸风雅,崇尚虚名,十七阿哥胸无大志,得过且过。”
    嘉庆闻言,情知乾隆与和珅一起议论诸皇子,必定也对他有番评论,于是又试探性地问道: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太上皇怎么现在还生气?”
    “奴才与太上皇论及政务,太上皇认为朝中无一人可用,奴才就向太上皇推荐诸阿哥,没想到太上皇听后就生气了。”
    “由相公辅佐太上皇,还用诸皇子何为?”
    “现在白莲教声势日大,一日不平太上皇一日不安。以前圣祖在世,多次亲驾出征,八旗兵无不以一当十,奋力出击。太上皇年轻时运筹殿廷之上,决胜千里之外,赫赫战功彪炳千秋,现在太上皇年老力衰,已无法亲征,希望诸皇子能有所作为。”
    嘉庆帝听到这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好像有人狠狠抽了他一鞭子似的,立刻感到浑身不自在,他深知,乾隆皇帝的这些牢骚根本不是针对阿哥他们说的,而是针对他嘉庆皇帝说的,只是他们皆为皇子,才可以家法处置,而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尽管只是名义问题,国体在此,不能造次。
    现在太上皇衰老了,而嗣皇帝嘉庆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期。但与他的先辈们如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比起来,他的军事才能就逊色多了,既无实际作战的经验,又无军事韬略可言,指挥作战确非特长。就现实情形而言,朝中由太上皇主政,和珅辅佐,嘉庆实际是个多余的人,他完全应该离开皇宫,亲临前线督战,力争早日天下安宁,但缺乏才能的嘉庆帝只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仁孝有余,才能不足。
    乾隆皇帝对此十分清楚,从来不敢指望嗣皇帝有传世之功,自始至终没有派嘉庆督战的想法。嘉庆帝也非常知趣,有自知之明,从来不敢请缨杀敌。
    诸皇子阿哥本应呆在宫中,出征的事与他们似无关系,即使他们有经邦治国之才,胸怀文韬武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是不能派他们去的,这倒不是出于为皇子的性命安全考虑,而是在皇太子选定后,亲征的事就与诸皇子阿哥无缘了,这个重任只有皇太子嗣皇帝能承担,不管其军事才能如何,这都是天经地义的规矩,因为太子的尊严比国家还重要。
    如果乾隆没有选定储君,更没有册封皇太子,为了培养皇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指派皇子到前线指挥作战。
    如若皇室人员督战,嘉庆是当然的人选,他本人也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和珅这番话无疑狠狠地打了嘉庆一记耳光。
    太上是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而是忍受不了那不可阻挡的自然法力——衰老,虽年近九十岁,衰老不堪,但他还是不服输,更不服老,他把权力交给了自己最宠信的人——和珅,严格地说,他是把希望和幻想寄托在和珅的身上,在他的眼里,和珅无疑是他的替身。
媚上实战:“两朝股肱”、“三朝元老”之梦
    乾隆皇帝成为太上皇之后,和珅也考虑过要与新皇帝嘉庆建立“友谊”,以便使自己成了“两朝股肱”、“三朝元老”。他在刚知道乾隆打算禅位的消息后,连夜就去拜访未来的新皇帝,并送上了一份厚礼——一支巨大的玉如意。他一方面采取拉拢、靠近的方法,表示自己有拥戴之功,又向皇帝讨好说,皇上的衣食都由他贡献,没有动用国库金,以唤起嘉庆帝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他又在嘉庆帝周围布置了一些亲信,以窥伺嘉庆帝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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