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这些仅仅是和珅兼并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并且这些土地很少是和珅直接买的，而是他趁别人困难时，用典押(亦叫契典)的方法弄到手的。契典即属于典当一类方式，典主(即银主)不用出土地的原价，用大大低于市价的价钱就把土地典到手中，取得了典押期间对该地的耕种、佃赁与收租的权利。
    而且原来土地的所有者，往往很少有能力把土地再赎回去。
    再有，和珅趁为别人帮忙、关照之机，向别人索取土地。和珅帮助别人时，从来就不会无偿帮忙，而总是向人家索取报酬。当然，这种报酬若是钱，他最欢迎，如果没现钱，给地亩和房屋他也照收。例如，乾隆五十七年，贝子永泽在奉天义州庄园的庄头许五德与永泽的家人霍三德发生矛盾。霍三德每到庄园收取钱粮时，便用讹诈的方法向许五德索要银两。许为此向步军统领衙门控告。为了能打赢这场官司，他请求礼亲王的门上护卫恒德托和珅关照，并表示如官司打赢，则愿意送给和珅和恒德银两。有关此事在的奏折中记载得十分详细：
    “许五德原系贝子永泽庄头，在奉天义州地方居住，与护卫恒德素相认识。乾隆五十七年间，许五德因被同主家人霍三德多收钱粮，并指称本主讹诈得银五百两，在步军统领衙门呈控。许五德素与恒德相好，稔知恒德系和珅亲戚，五十八年正月间，同伊子许宗姜赴恒德家，托恒德转求和珅照应，许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以为酬谢。恒德应允，即向和珅告知。嗣经步军统领衙门审拟，将霍三德连眷属发黑龙江为奴。许五德一户连地亩一并撤出内务府收管等因，是年三月二十六日奏结在案，和珅随同恒德告知许五德之事，业已完结，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恒德转向许五德告述(诉)。许五德先后付给恒德六千两。”后来恒德又派家人陈兴“向许五德索讨，并伊自向其借银三千两。许五德因措银不出，以伊承种贝子永泽地内有坐落李金屯地三十五顷，系雍正五年复丈载入红册。此项地亩不与官地毗连计图搪塞，随称情愿将地二十顷送给和珅，十五顷送给恒德。令陈兴回京告知，转告和珅。和珅声称写立红契，载明卖给伊侄丰绅伊绵名下为业，方肯要地。五十九年三月内，恒德又差陈兴赴义州，同许五德立契交地。时台费荫正任锦州副都统，与恒德亦属姻亲，恒德即写信托其照应。陈兴作为丰绅宜绵家人，并捏写张禄名字作为恒德家人同许五德在副都统衙门投递买地卖地呈词。陈兴并将许五德托情缘由向台费荫告知，台费荫于请该城守尉兆麟吃饭之便，面嘱兆麟此地系和珅所买，嘱其照应一二，随札行该城守尉查办；兆麟回署查红册载有此项地亩，知系官地。因上司嘱托不敢违拗，即札行该管界佐领乌什杭阿，查报该界率据户族甘结，声称并非官产，加具保结呈送，该城守尉兆麟于详报副都统文内声叙前项地亩红册，并无注写官私字样等，因具详前任副都统台费荫、恒德系伊亲戚，又怕和珅势力，并未驳查。即据该界官结报并非官产，印结恣行盛京户部核办，该部据文咨覆副都统札，饬该城守尉税契准其出卖。陈兴执契来京交与恒德，恒德不敢隐瞒，将契二张俱送交给和珅管业。和珅许俟日后帮给恒德银两，并未付给。其地仍系许五德耕种。许五德曾赴和珅家交过两年地租。上年三月，和珅差内务府庄头康二格前往查地，康二格查此项地亩系属官地，不应售卖，向和珅告知，和珅以既系官地，不要地亩，并未将地契给还。今查抄和珅家产抄得契纸，审出前情。将护卫恒德奏明解任，与许五德质讯，据供前情如绘。严讯许五德实因霍三德多收地租，并指称本主讹诈银两，情急赴控，因恐吃亏，托恒德转求和珅代为照应，谢给银两地亩。讯之兆麟，供此项地亩载在红册，本系官地，彼时因台费荫嘱托，所以含混具详，并无别情，严法不移，并查明内务府前项地亩，业经造入官册。”因此案牵连，锦州副都统台费荫革除职务，充军伊犁效力赎罪外，按大清律规定，“盗卖他人田宅者，田一亩笞五十，每五亩加一等。”又例载有以财行求及说事过钱者，计所与之赃与受财人同科，无禄人减一等；又事后受财枉断者准枉法论；又律载称与同罪者至死减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此案庄头许五德因同主家人霍三德多收钱粮，并藉主名讹诈银两，赴步军统领衙门呈控，托护卫恒德转求和珅照应，事后送给银六千两，地二十顷，又酬谢恒德地十五顷，系属以财行求，自应按例定拟。”因此，许五德和康二格均处以重罪，“鞭责发落”。由上例可知，通过这种形式，和珅可以分文不出，轻而易举地不但得到白银6000两，而且还把几十顷土地白白弄到手了。其中包括恒德白白送给他的15顷土地。
    和珅在其掠夺的土地上，派出家人到各地收租、逼债。同时，他仗着其权势，进行超经济剥削。为了得到高额地租，他甚至规定他家的地租比别人高一倍，使广大庄丁和佃户忍无可忍，进行抗租抗粮斗争。例如，和珅在顺天府通州盛家屯对原来庄头王坦等人的盘剥就是如此。王坦一家世居通州盛家屯，祖父名叫王复拢其家在明朝末年本是该地比较富庶的大户人家。清兵入关后，王复掳于顺治二年，带地十四顷五十九亩，投充内务府庄头，伊(王坦)亦不能记是何旗分。每年交官地租银七十二两九钱五分。雍正元年拨给怡亲王府，随入正蓝旗。乾隆三十一年分给贝勒府，三十二年经贝勒丈量该庄头等养身地亩在内共计二十八顷八十亩，因按顷数复加银一百零九两五分，连前共交租银一百八十二两零，俱仍系原庄头交纳。突于五十四年和珅家人王平到屯，声称此地并住房二十九处，俱经十额驸(即丰绅殷德)出价二千八百两契买为业，押令增租。次年另换庄头康杰，将王坦……改作散佃，止分种地三顷二十余亩，其余地亩分给各佃承种，每年共收地租京钱八百六十四千文，房租银十四两五钱。王坦等以地本系伊祖带充，合族仗为活计，从此分种之地太少，实在不敷养赡，且其地多系瘠薄黄土，陡加租价难以完纳。前因畏惧和珅势力，十年以来，隐忍不敢申诉，所以含冤至今。如今现被查抄，我们喜得复见天日，十年冤苦始能申述，求将地亩仍着我们领种，照贝勒旧定租银交纳，至庄头本是我们祖业，其余各佃户，原不过零星分种，所以不来同告。并据署东路同知吴某回禀，于丈量时正值青苗在野，地之肥饶俱可一目了然，当即勘明，此地实不值四百三四十两租银，和珅增加过重，一味剥削牟利，遂致该户等以苦累上控，现在可否酌减之处，应请旨饬交户部核议。其王坦等所控，仍充庄头一节。查乾隆四十六年奉旨，所有分府庄头一切事务，由王府自行办理，内务府毋庸办理等因，查王坦等户族已由贝勒府将地卖出，则人随地转，非现充分府庄头可比，今又经入官，应否将王坦等仍归内务府充作庄头，其地亦随人由内务府纳租之处，请一并由户部核办。”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王坦等人的28顷80亩土地，在归绵悦贝勒所有时，每岁只“收租银一百八十二两，迫归入和珅，每岁收租银四百四十六两零，骤加一倍有余”。后“并据署东路同知吴某勘明，此地实不值四百三四十两，自可量为议减”。他认为这样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稳定社会秩序。按着清朝前期的规定，地租应为该地“契价十一酌减一成三分之数办理。查前地契价银二千八百两，除去减一成三分外，征租二百四十三两六钱。”据审理此案的官员说：本来“投充庄头与老圈庄头不同。迨乾隆五十六年经和珅奏明，照旗下圈地家奴一体办理。今王坦、王廷仲、王秉新、王允肇并未到案之王秉伦等五名，臣部查额驸丰绅殷德买契内并无其名行，据贝勒府四品宗室绵悦呈称：当卖地之时，因该庄头等素日不服约束，一并随去，是王坦等业已随地归于和珅。若照因地家奴办理，即应发交该旗官卖，若按从前投充庄头之例，则王坦等仍应归贝勒府。”最后经嘉庆皇帝批准，王坦等人连同土地一起，又重新划给宗室绵悦所有。
    从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到，和珅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进行土地兼并。每当土地一到手，便立刻提高地租，甚至不顾佃农的死活，竟把地租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杀鸡取卵、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使得他家的佃户，甚至连庄头、园头都叫苦不迭。超经济的剥削，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收取地租是和珅家每年重要的正项收入之一。虽然比起他贪污受贿的钱要少得多，但这笔钱是他家恒产的增殖，是固定的收入。而且每年庄园中的大批粮食、鸡、鸭、鱼、肉及各种干鲜果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到他家，供他们一家享用。因此，和珅非常注意这项收入。
    (2)占有大批房产以出租房屋，是和珅家的另一大固定财源。和珅家的房产主要分住宅房、铺面房、手工作坊的厂房以及布满庄园的民房等。这些房产的来源，主要是自建、典买、皇上赏赐及为别人帮忙后所得的报酬。仅就北京城来说，和珅的房产几乎“遍布五城”。如什刹海畔的宅第、西四驴肉胡同的老宅、北长街会计司胡同住房及平安里厂桥地方、前门大栅栏等处的铺面房、匠作房等。此外，还有在西郊海淀淑春园内的大批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