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萧乾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
  沈从文去世前两周，李辉劝他和萧乾和解，问他：“要是他（萧乾）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沈从文沉吟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并没有和萧乾商量，但他知道萧乾一定乐意和老师和解，于是当即和沈约定，等他从四川参加完笔会，和萧乾一起来看沈。但等李辉开完会回到北京时，沈从文已经与世长辞。
  沈从文去世两天后，萧乾写下悼文《没齿难忘》，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流露出对教师的深刻缅怀和真挚感激。他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道的评价。”
  从“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在北京和上海，三人都同住在一起。丁玲、胡也频每每争吵，沈从文都居中劝解；在上海时，丁玲第一次领到稿费，便约沈和她一起到南京路上选购丝袜；他们还一起办《红黑》、《人间》杂志，以至于被小报讽刺为“三角恋爱”。胡也频被捕前，沈从文由武汉到上海看望他，见天寒地冻，胡只着单衣，便将自己的一件新虎绒长袍借给胡御寒。后胡也频被捕时，就穿着这件长袍。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不让丁玲的母亲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沈又多次求助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胡；还特地到南京找陈立夫求助。为胡也频之事，沈从文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一次他拿着蔡元培的信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但最终无功而返。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丈夫”名义，冒着生命危险，陪伴丁玲回到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抚养。
  1933年，丁玲失踪（很久之后才知道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打听，撰文提醒各方关注此事。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写下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得知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后，沈从文闻信，携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并相继写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6年，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隐约听到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但他并不以为丁玲是针对他，因为丁在30年代便这样说过他。
  1949年6月，在痛苦恐惧中挣扎的沈从文终于盼到了丁玲回京，他认为只有丁玲才能澄清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误会”。他带着12岁的儿子沈虎雏去拜访丁玲。沈虎雏回忆：
  “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暖融融的房间（沈虎雏回忆此次会面是冬天，但据研究者考证，应在夏天）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着一点迟滞病容……
  回来我一直在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象，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而成忌误。”但沈困难时，还是向丁玲借过钱。1952年，沈从文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时，将丁玲列为“个别友谊好的”朋友。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不便太接近二人，所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只见沈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丁玲则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到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她写道：“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谩骂沈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丁玲说：“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吴泰昌回忆，丁玲的文章见报后，沈从文的学生、《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让吴去告诉沈，请沈写文章辩驳。吴转告邵的话后，沈表情严肃，带着几分压抑，张兆和激动地在一旁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
  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联演讲，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沈的学生王亚蓉很生气，要写文章反驳，沈说：“她那么大年龄了，又有病，随她去吧，她这些年也没少受罪。”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文章为自己辩护。
  王亚蓉回忆，范曾从中央美院毕业时，因为得罪了国画系主任叶浅予，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托人带信给沈从文，向沈求助。从不求人的沈为了范，找美院院长朱丹和叶浅予求情，未果，于是借总理周恩来指示服饰图录课题，将范曾调到身边，协助自己工作，范曾得以留在北京。
  文革开始后，作为沈从文助手的范曾写大字报揭发沈。范说沈：“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看后说了八个字：“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沈从文在《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事实上……我家……客人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的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似乎收获之一。”
  大字报虽让沈从文对范曾不满，但直接导致二人失和的却是文革末期的一件事。1975年夏天，沈从文带着王亚蓉到历史博物馆，当时范曾正在画诸葛亮像，看见沈进来，他没有言声。沈从文告诉他，不要照课本上临摹，因为上面的纶巾不大对，让他研究一下纶巾的式样。不料，范却“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辍着边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沈气得面红耳赤，手微微发抖。
  黄能馥、陈娟娟夫妻的回忆略有不同，他们记得那是冬天，范曾画的是屈原像。沈从文在大雪中走了一个小时到黄家，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这件事情，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吃晚饭的时候，沈还说：“好心带他，不认人。”
  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则说范曾当时画的是商鞅，带着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间上殿议事。沈善意地告诉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范曾“恼羞成怒”：“你过时了，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沈从文怒气难平，事后曾给范曾写过一封绝交信，历数范到博物馆及文革中的种种，但此信是否发出，不得而知。之后，沈又在给学生汪曾祺的信中提及此事，说范是现代的“中山狼”。
  范曾晚年，忆及沈从文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他说，当年他写信托人带给沈，说自己希望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收到信后，立即为他办理手续，偶遇阻遏，沈便表示，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范发工资。沈与郭沫若有宿怨，但明知郭欣赏范，却并不因此而对范有任何埋怨。范曾晚年在自述中，说文革中给沈从文写大字报是出于无奈，每思及此，便觉内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