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简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
  婚后的生活是愉快的。郁达夫做诗曰：
  〖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是愁。
  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
  妙手碧玉瓜初破，子夜铜壶影欲流。
  懒卷珠帘听燕语，泥他风度太温柔。〗
  正当他们沉浸在新婚燕尔的欢快之中时，不幸郁达夫患了严重的疟疾，虽经孙荃悉心照料，但病好之后，郁达夫的假期已到，即将别离的两人难分难舍。这一情况，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茑箩行》中有详细的描写。试看下面一段：“将行的前夜，你也不说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对你说。我从朋友家里喝醉了酒回来，睡在床上，只见你呆呆的坐在灰黄的灯下。可怜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将要上船的时候止，终没有横到我床边上来睡一忽儿，也没有讲一句话……”
  1921年，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回上海负责《创造季刊》的出版工作，他和孙荃又得以相聚。但时隔不久，郁达夫须赶回日本，参加帝大的毕业考试，夫妻再一次别离，依依难舍，洒泪联句作别。联句云：
  〖梦里哭君行，疑已到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与了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论战。后为生活所迫，又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这时，他一面教书一面创作，劳累成疾。后来在安庆卸职后，贫穷又跟随着他。他回家养病，以后又带孙荃到了上海。但各处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想到了自杀，又想到去俄国做劳工，都为亲人所劝止。关于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传体的小说《茑箩行》中有较为细致的叙述。1923年秋，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担任武昌师大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离开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复发，只好回富阳、杭州疗养。这期间，他和孙荃有简短的生活。
  1926年3月，郁达夫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与郭沫若结伴同往。孙荃暂时住在北京郁达夫长兄郁曼陀家中，这时又添了第二个儿子熊儿，生活更加困苦。孙荃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备述了生活的艰难窘况，郁达夫看后热泪盈眶，日记中记道：“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他立刻寄钱过去，但因为钱少，这又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儿子龙儿又在这饥寒交迫中突患脑膜炎，郁达夫闻讯日夜兼程地赶到北京时，龙儿已经埋葬四天了。由于爱子的夭折，郁达夫便在北京滞留了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课，但心中一直在惦念着北京的妻儿，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孙荃的来信，便焦急难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带钱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窝去，尽心尽力地体恤着在孤寂中抚养着孩子的妻子。
  后来由于创造社工作的需要，郁达夫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回到上海来。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来上海共同生活，无奈拮据的经济状况使他不能这样。在北京的孙荃也担心郁达夫的孤寂生活。当大雪纷飞，北京已是隆冬季节的时候，孙荃想到郁达夫尚无棉衣御寒，便冒了大雪到邮局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当郁达夫取回皮袍时，心里真是万分地感谢孙荃，只一个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报答孙荃。
  孙荃以为能和丈夫团聚之时，却不曾料到郁达夫此时遇见了王映霞，并于1928年2月与王映霞结婚。孙荃从此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
  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回忆母亲：“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郁黎民还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孙荃对儿女管教严厉。孩子放学回家，先要去她那里报到，做完了作业就在家看儿童画报。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四处奔波逃难，孙荃也随身携带《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她还指导孩子们办了一个叫《零碎》的刊物，三个小孩子轮流当责任编辑，每期每人要写几篇文章，不管是日记、故事、小小说还是散文，甚至还可以画一张画。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了久别的妻儿。他对儿子天民最是喜爱：“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
  尽管郁达夫请来岳母规劝，但孙荃不肯原谅他，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不过，在饮食上，孙荃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喜好和口味细心烹制。“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三婶（孙荃）慢慢抛弃了对三叔（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的解释是“韭”的谐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是她又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总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更让孙荃感到荣耀的，是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她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孙荃去世前，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1978年3年29日孙荃逝世，享年82岁。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也是王家世交）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当天，郁达夫就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在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为孙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映霞为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一个性格活泼的知识女性。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就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7年，郁达夫在写下许多革命性很强的政论的同时，也写下了许多情书和日记。郁达夫还将自己的日记集于当年9月交北新书局出版，名曰《日记九种》。此书的出版事前并未经过王映霞同意。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全过程。他语无伦次地将他迟到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两个被神箭射中的情侣，偷偷地躲在西湖边神昏颠倒地诉说情话：一个把自己比作玉皇，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快乐的生物；一个把自己比着皇后，已经快乐得说一句话都很困难。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连与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有详细的记载，哪一次亲吻得最长都有明确的记录。
  这场恋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孙百刚、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甚至于是当时创造社的潘汉年、叶灵凤。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成功最主要得力于王映霞的祖父王南的支持。王南，字二南，清末贡生，当时为杭州著名文化人。王南很爱惜郁达夫的才华，因此并不忌讳郁达夫已有妻室和3个孩子，并且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郁达夫在与王映霞拥抱和狂吻之时，“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