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此时，郁达夫在信中对王映霞的称呼也是最亲热的，在名字前加上“最亲爱的”字样。
  郁达夫认识王映霞两个月，有一日在见过王映霞后，在日记中记到：“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组建了小家庭。
  王映霞在自传中到她与郁达夫的婚礼：“l928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2月21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2月初，我们就到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南京东路浙江路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人，请的是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这一次的请客，就算作是我们的喜筵。”
  郁达夫一直没有与孙荃离婚。郁达夫表示过“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就是一定要与王映霞结婚的决心。但是他却受到了来自郁家的压力，特别是兄长郁曼陀对他的压力。郁曼陀凭借的是法律，曾多次写信告诫他“这是要犯重婚罪的”，在弟弟的婚姻问题上毫不让步。郁达夫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与孙荃的婚姻继续存在下去。
  而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选择了低调的婚礼。据学者研究，郁达夫取消东京的婚礼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郁达夫“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样一种目的”。
  王映霞的同学顾鹤寿夫妇就接到了请帖，而且他们夫妇当时也正在东京，2月21日这天他们到精养轩参加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礼，却“扑了个空”，然后再写信问王映霞。郁达夫和王映霞说孙百刚为介绍人，可孙百刚本人却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而且孙百刚在当时自称反对此事，几十年后写《郁达夫与王映霞》（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对郁、王结合也仍持反对态度。所以，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郁、王同居次年即发生郁达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宁波的事，此事最后由郁达夫向王映霞之母写“保证书”了结。此后郁达夫发脾气，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说：“郁达夫在外祖父面前是经常写悔过书的，多写后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原来，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实况，王二南先生出于对外孙女未来的忧虑，督促郁将其所有著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与王映霞。面对王映霞的要求，郁达夫虽答应并照办，但却感到锥心之痛，情爱的馨香居然泛出钱财的铜臭。
  1933年春，郁达夫迁往杭州，并拟定居于彼时，鲁迅等朋友就劝阻过，鲁迅还专门写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从许多历史典故说明杭州险恶。但郁达夫还是把爱巢建在王映霞的故乡——杭州，可谓爱屋及乌。
  1936年初，郁达夫在杭州横河桥场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为“风雨茅庐”（现为横河派出所），共有3间住屋2间书房，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然郁达夫一生在此屋内仅居住3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这座房屋的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为谋生计，他到福建投奔陈仪。一个人在异乡，郁达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于1936年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郁、王二人的关系不久便走到了濒临劈裂的边缘。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原来此处“某君”即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在福建时，郁达夫在庙里抽得了一支怪签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鸠鸣已占凤凰巢”，使他对早先听说的王氏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的绯闻，由怀疑渐近乎相信。后来，郁达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郁达夫将这些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大登侮辱性的启事，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
  据说，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映霞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二人闹翻。郁达夫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
  后经友人调解，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签订《协议书》：“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问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周象贤、胡建中为见证人，双方“和解”。7月10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又登出《道歉启事》。
  德国马汉茂辑《给郁达夫的信》中第二封，本为王映霞“致郁达夫夫君收存”的“字据”：
  〖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妻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
  此致
  郁达夫君收存〗
  有人认为是王映霞先写了这张字据交郁达夫收执，郁达夫才肯在《大公报》刊登有“神经失常”字样的《道歉启事》的。但王映霞在《自传》中坚决否认这张字据。
  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郁达夫把上面提到的签诗和他所写的词，连同年（民国）三十六到三十八年间作的十八首律诗与绝句集为一编，加以注解，名曰《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公开发表，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并声言不要稿费，轰动一时，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郁达夫在诗词中将王映霞比作妾。情变后王氏出走，郁指其为“逃妾”，并在其丢下的一袭纱衫上题“下堂妾王氏衣物”。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在文中他否认与许绍棣的关系，并极力对郁达夫攻击，甚至有“蒙了人皮的兽心”等语，也是辩诬过头，几近谩骂。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覆水难收，以“协议离婚”分道扬镳。王映霞从新加坡孤身回国，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飘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据传当时婚礼极尽铺张奢华。郁达夫失踪后，郁达夫与王映霞所生的两个儿子（郁飞除外）也被送到孙荃处抚养。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对象并不是许绍棣，而是戴笠，因为害怕戴笠对郁达夫包括自己不利，所以他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还写道：“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一位同学钱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学）说：‘王映霞从南洋回到重庆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结了婚，就要戴笠帮忙，戴笠给她丈夫做运输汽车队队长，在滇缅路直到重庆做运输工作，汽车运私货，大发财。抗战胜利后，1945年戴笠给王映霞的丈夫做运输方面的宜昌站站长，也是发财的职务。上海接收时戴笠给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来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产。’这位同学又说：‘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头，我有可靠证据。’”
  对于汪静之的暴料，王映霞之女认为纯属谣言，“此人到了老年，整个心态不正常，爱骂谁就骂谁。”郁达夫之子郁飞的妻子则说，这是把许绍棣以讹传讹当成了戴笠。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此并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郁达夫投奔陈仪，以及此后远走南洋，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