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郁达夫没有征得王映霞的同意就带王映霞出国来到新加坡，以至于王映霞后来说自己是“被骗到了星洲”。
  对于郁王的婚变，身为郁达夫好友的郭沫若与曹聚仁则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则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而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说有一位马来西亚槟榔屿歌女玉娇小姐最后促成了郁王婚变。1939年元旦，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编辑的同时，又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加该报的姊妹报《星槟日报》的创办典礼，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歌女玉娇。据说那玉娇仿佛是王映霞年轻时的化身，而此时的王映霞，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颠沛流离，忧患余生，兼之婚姻触礁，哪里比得上玉娇的绮形玉貌，艳丽多姿。郁达夫在玉娇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轻时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将熄灭的爱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对他们本已触礁的婚姻，无异于绝望至跌落冰底……
  王映霞将自己与郁达夫关系破裂的原因归结于郁达夫，她在《王映霞自传》中说：
  “我曾看见一篇文章里说：‘……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往来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说要与孙荃离婚，但实际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诗中几次把我当作妾姬看待，如他写的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后改霞君），玉局参禅兴正赊。〗
  另一首《偶感寄映霞》：
  〖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我姓王，杭州省嘲王灵官者），合共君来隐此间。〗
  很明显，这是把我比作苏东坡侍姬朝云。以后在《毁家诗纪》中，又把我比作白乐天的侍姬樊素，还称为‘下堂妾’。说实话，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衷？”
  王映霞在自己的自传中列举的郁达夫劣迹：夫妻一吵架，就离家出走，丝毫不管妻儿的生活；日本侵略军到来前，仓皇逃亡，丢下老母在大后方，活活饿死；在报纸上登广告抹黑妻子（即王映霞），让妻子脸面丢尽，无地自容……最重要的是，无端怀疑妻子和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有染，写下凄惨哀婉的《毁家诗纪》组诗，把王映霞描述成红杏出墙的荡妇，而此时，夫妻二人还睡在同一张床上……
  1998年5月，汪静之之女汪晴在泰国的《亚洲日报》发表了《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说：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里，有一天父亲拿两张香港报纸的剪报给我看，上面是王映霞写的自传性的文章，一篇很长，另一篇较短，我看了一遍，文章里说郁达夫多疑，心理变态，神经有病等等。最近我看到一九九一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映霞自传》中王致陆丹林的信和王的文章《一封长信的开始》，王在其中竟称郁达夫为“无赖”、“包了人皮的走兽”、“魔鬼”，说他“无耻”、“下贱”、“阴险刻薄”、“自知：别人会把他当作一只疯狗看待”，这些狗血喷头的恶骂，我回忆起来，父亲在八十年代给我看的两篇文章里好像没有，不知他后来是否看见过王致陆的信和《一封长信的开始》，如果看到，更不知他会气成怎样？当时我看完父亲拿给我的两篇文章后，父亲气愤而且沉痛地说：“郁达夫冤枉啊！王映霞把他说得那么坏，宣传得那么广，其实郁达夫是好人，他的神经正常得很！是王映霞自己有问题，却反诬郁达夫。王映霞当戴笠的姘头和在武汉堕胎的事，达夫至死都不知道，达夫死后却还受到这样的侮辱，至今没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郁达夫伸冤！”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
  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1940年，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离婚前夕曾有《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而随父亲去新加坡的11岁的郁飞在30多年后回忆此事也说：“父亲于此时应聘去国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印尼华侨。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PajakoemBceh）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在印尼，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9月经朋友介绍，与何丽有结婚。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何丽有与郁达夫有两个孩子，儿子取名郁大雅（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郁达夫失踪离家后几个小时，他们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人间。
  【畸恋】
  13岁时，郁达夫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蓧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李初梨说郁达夫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郁达夫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安庆法政学院教书，据说除了上课，全部时间和收入都花在游荡上。他寻花问柳的条件是：第一，年龄要大一些；第二，相貌要丑一些；第三，要没人爱过的。有一段时间，他的绰号就叫“三条件”。据此，老鸨婆便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海棠”的妓女。据易君左说，他本人就是当年常随同郁达夫到海棠那里去打牌饮酒的数人之一，“这朵‘海棠花’我拜见过，当时芳龄不过比她的‘如意郎君’大两三岁，即二十七八岁，天生一副朱洪武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据说这种面相，在男子当有‘帝王之尊’，在女子则谁也不敢领教。”
  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与一位妓女海棠姑娘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郁把自己每月教书所得的收入，都如数交她保管。有人认为，郁达夫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沈宁在《一个家族记忆中的名流政要》中写道，在安庆时，郁达夫对太太很好，12点钟下课，半个小时后和朋友聚会吃饭，中间还要回家去看太太一趟，安庆是个山城，虽有人力车，大家都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