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而且客场主持，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这些都可能有碍发挥。当时我也在想，如果不来北京的话，我就很可能成为甘肃台的代表，来到这个大舞台会是一种什么心态？将心比心，大概也能猜出来。
32家电视台的主持人风格各异，各有千秋，用什么形式把他们调和到一起是一个大问题。最后他们的亮相方式是分批分拨出场，以送春联的方式给全国人民拜年。他们之前每天也跟着排练四个小时，到了直播就真的只是露个脸儿而已，如果每个人说两句话，32个人说下来一个小品的时间就没了。由于春晚时间有限，并没有为这些同行提供一个真正的展示窗口，细想来其实也挺遗憾。
将春晚进行到底，2006年除夕，我经历了自己主持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直播——从晚8点到次日早8点的通宵直播。只不过前半段是春晚，下半段是“喜福英雄会”。
2006年是我的新搭档董卿第二年参加春晚，当时她主持的《欢乐中国行》人气正高，于是在除夕之夜推出了一期春节特别节目——“喜福英雄会”，在零点之后接棒春晚，进行直播，而本场主持人就是我和董卿。
《难忘今宵》的余音尚在耳边萦绕，“喜福英雄会”的开场舞已经热热闹闹地上演了。我拽着董卿在两分钟之内，从一号大厅一溜烟跑到了1000平方米演播室，进门时已是气喘吁吁，上台之后还要装作气定神闲的样子继续主持。据说观众也觉得奇怪，心想这俩人一会儿工夫怎么又到这里了？是直播吗？后来一看，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这才信了。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除了开场，整台晚会基本没给过董卿全身的镜头，都是中景或者近景，因为主持春晚穿了五六个小时的高跟鞋让她难以支撑，转战“英雄会”的现场，也难免“英雄气短”，只好换了一双运动球鞋继续战斗。为了不让礼服下的球鞋穿帮，摄影师只能给予她特别的关照。只是这样的“落差”让我感觉很不习惯，女主持人在台上一般都会穿很高的高跟鞋，具体的数字我不清楚，但是凭我1.8米的身高，和她们说话的时候基本能够平视，而这次董卿换上平底鞋之后，我转过头仍以原来的角度看过去，忽然发现人没了。
保持连续的直播状态不光身体累，精神也不能放松。虽然后续晚会远没有春晚较真儿，但毕竟是直播，马虎不得。到了凌晨三四点，董卿从台上下来之后对我说：“天哪！我的脑袋已经不会转了。”“要不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剧组为大家准备了饺子，还有其他的一些点心和几瓶红酒，但是很少有人动筷，大家或是已经忙得顾不上，或是累得不知道饿了，只有我喝了两杯酒。我的原则一直是没有工作任务的时候出去喝点小酒，有时也会酩酊大醉，但只要明天上舞台，今天就绝对滴酒不沾。而此时此刻，我是真的需要一个既解乏又提神之物，那就只有破一回例了。凌晨，大概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开始意兴阑珊，而可能是因为这两杯酒的原因，我整晚思维都异常活跃，情绪也很兴奋。就在候场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位特殊观众发来的短信：“一直在看直播，觉得你们挺辛苦的，实在不好意思，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你们播着吧，我和女儿先睡了。”原来是我的老搭档周涛，她这不是故意气人嘛！也好，看了短信我越发精神了，或许这也是她的初衷吧。
这种异常兴奋的状态一直保持到下班回家，打开家门的一刻已是大年初一早上9点多，梅梅快步走过来，体贴地接过我手中的衣物，心疼似的叨咕着：“肯定累坏了，冲个澡就快回房休息吧。”我一边换鞋一边笑着回答：“没事，我精神着呢！”丈母娘闻声也过来劝我：“还没顾得上吃饭吧，想吃啥妈给你做，吃完了就赶紧去睡觉。”其实我既不困也不饿，但听着她们的唠叨，心里还是暖融融的。从舞台回归生活，我加入到了一场不同于春晚的“联欢”，亲朋好友的拜年电话、短信挤爆了手机，一声声新年的问候和祝福让我应接不暇。又折腾了一整天，晚上11点才渐有睡意。一觉醒来，已是初二下午4点，我瘫在床上不想动，感觉每个骨头节都疼，试了试体温——38度，这种低迷状态一直持续了一个礼拜。
嘴上说不累，身体却不会撒谎。说实话，我也累，累并享受着。这也许就是春晚的魔力吧！
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报酬
2006年春晚，我和冯巩、牛莉合作的相声剧《跟着媳妇当保姆》又获得了当年最受欢迎的曲艺类节目一等奖，这是继2004年《让一让，生活真美好》、2005年《笑谈人生》之后，我参演的节目第三次夺魁了。
因为有了前两次比较愉快的舞台合作经验，所以那一年冯巩早早地就和我打了招呼：“弟弟，今年有一个好作品，咱们一块儿排！”剧本现成，这回我没有参与前期的创作，抽空去了趟影视之家，直接把《跟着媳妇当保姆》的剧本拿回家去。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一个农村媳妇为了给生病的婆婆筹措医疗费，进城当保姆，她丈夫不放心，就跟着媳妇一块儿去应聘。牛莉扮演进城务工的媳妇，冯巩扮演跟着媳妇当保姆的农村丈夫，我在剧中扮演一个跟着媳妇出国的城市男人，临走前帮母亲物色保姆。
看了本子感觉还不错，很快就进入了排练阶段。这期间在选角问题上还出现过两次反复。第一次是有领导提出，朱军太脸谱化了，怎么都不像是要找保姆的人，怎么看都是台上的主持人。
最初我用普通话排了几遍，觉得效果不理想，和自己的形象反差不大。我扮演的那个城市男人有些南方小资的感觉，说标准的普通话不足以表现出那种抠抠索索的小男人情结。我就找冯巩商量：“能不能把语言改了？”冯巩问改什么。
“改成南方普通话怎么样？这个作品，如果我说标准的普通话，朱军的符号感太强，给人的感觉还是主持人朱军，观众进入不了戏剧情境。不妨换换口音，再改变一下我的外在形象。”冯巩听了，觉得言之有理。试了一场，效果还不错，就这么敲定了。在后续的排练过程中，围巾、眼镜等道具也一点一点加上去，尽量和我本来的形象拉开差距。
后来又有一回，有人提出要换掉牛莉，裁换理由居然是因为她是春晚“熟脸”。那次我和冯巩谈了一次，话说得比较严肃：“巩哥，这事不带这样的，都磨合这么长时间了，你要是把牛莉换掉，就连我一块儿换掉，我该干吗干吗去。”巩哥也有些犯难：“不是我让换的，是别人提了这个意见。”我点点头：“你可以坚持，我也可以坚持。我不同意换人，你要真的把她换掉的话，也把我换掉！”冯巩本意就不想换人，见我态度也这么坚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牛莉是一个直爽的北方女孩，做事非常努力认真，最关键的是人很踏实。跟人合作最怕生事，牛莉心态很好，敬业而配合，没那些曲里拐弯的心思，排练那些天，她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
合作的时候，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几个搭档之间开诚布公，有什么想法大家就实话实说，摆到桌面上一块儿讨论。因为这个作品是团队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完成得了的。不怕难沟通，就怕不沟通。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三个在这一点上都能达成共识。无论是谁，一旦感觉有什么地方台词不对劲儿，哪些情绪处理不当，哪里的情感反馈不合适，都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大家再一起讨论修改。作品就在一点一点相互掰扯的过程中掰扯清楚了。
虽然在演员问题上出现了两次小风波，作品本身倒没受到多大影响，在第一轮审查的时候，这个作品就顺利通过了。但是事情越稳当，就越觉得应该把它办好。排练过程改稿改得不计其数，这件事主要由冯巩来把握。有一档纪录节目说冯巩认真、努力，我跟那个节目的编导说你说得不准确，我觉得是太认真、太努力了！他们还都以为我在说笑话。但这是真的，到了春晚的时候，冯巩对节目的认真态度简直可以用“较劲儿”来形容了。
这个作品刚开始成型的时候，不少人觉得不可信：这么漂亮的媳妇就送出去当保姆了？男人还跟着？这种事可能吗？会不会不符合社会现实？首先要从理论上解决故事可信度的问题，设置一个合理的故事情境，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就改过很多稿。随后是具体结构的搭建，以及对白、包袱、逗哏的设计，又数易其稿。
排练到后期，为了验证作品的演出效果，冯巩拉着我们外出试演，见缝插针，逮着机会就演，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演八场，他就能改八回。每试完一场，下来他就对边上做记录的学生说，下一场把什么地方改了，哪几个字改成什么。改完再试，如果试了不行，再改回来。就这样不断琢磨反复推敲，在此过程中一点一点磨出许多生动有趣的包袱和段子。这个节目最后正式演出的剧本是第108稿。
参加春晚演出没有报酬，但如果作品获奖是有奖金的。作为主要的表演者，我这三次一等奖，每次能分得几千块钱。不过我和冯巩一粒米没要，都给作者和一群帮忙的孩子了。那些年轻的孩子有些是冯巩的学生，尽管他们本着学习的目的来帮忙，赚钱倒在其次。可问题是作为我们来讲，大家毕竟都很辛苦。有时候作者也推辞：“这是你应得的，你也辛苦嘛。”我说：“你们是隐在幕后的人，后面有那么多人辛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