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当我和我的五位同事周涛、李咏、董卿、张泽群、朱迅把既定主持词说完后，离零点倒计时还有整整1分20秒。耳麦中响起了总导演的补台命令，就像是赛场上的发令枪，我来不及思考，更不容迟疑，迅速调整，进入战斗，在开口说话的同时，我甚至还看了一下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焦利台长，从他坐姿的变换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场的紧张。似乎仰仗一种职业本能，现场的一切瞬间转换为奇妙的力量，打开了我的思路。1分20秒之后，新年钟声零误差敲响。到了后台，我得到了导演和同事“太棒了”的称许，自己当时也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但是到了第二天起床看重播的时候，一丝怅然在我心底慢慢地蔓延开来，其实是有遗憾的。虽然貌似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回过头再看的时候，不免有些赧然，那段自行添加的台词整体比较空洞，除了一句“凝望着母亲的白发，抚摸着孩子的笑脸”实实在在地传递出了人生的某种况味——这是徐小帆生前，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发出的感叹，向往着等到了现在这把岁数，乐享天伦，岁月静好，心中踏实。但是故人已去，当年的祈愿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虽然这个梦想之于小帆已彻底破灭，我也有一半无法实现，借着春晚转达给他人也无不可，可我还是觉得唐突了故人。
我有些自责，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发言？当时上场以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告诉大家真相：此时此刻距离一个新的春天还有一分多钟，我们几个人把所有准备好的词都已经告诉您了，现在站在了时间的门槛儿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要不咱们拉拉家常，您回家了吗？您家的饺子包好了吗？您的鞭炮准备好了吗？或者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零点钟声的敲响，现在还有多少秒……
但是我的职业习惯条件反射似的压倒了我的直觉判断。站到台上开口的一刹那，我改变了初衷，自己直觉所要表达的意思和之前预设的台词风格相差太远了，一堆宏大的东西，突然续了一些鸡毛蒜皮，一下把情绪降下来了，我犹豫着要不要冒险随了自己的性子。最后一个女主持人已经开口说话了，导演的指令非常明确：“朱军，你来负责零点报时，剩下的人说完自己的词都不要吭声了。”在那一瞬间，我的个人意志终究还是服从了全局，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亲爱的朋友们，金鼓齐鸣，壮志飞扬……”调子渐渐拔高，把所有美好的词汇统统往里堆砌，“我想此时此刻我们都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迎接一个崭新春天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都站在了时间的门槛，凝望着母亲的白发，抚摸着孩子的笑脸，”看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我拉长了语调，“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真心地对自己说一句：真好，我们又过了一个平安、和谐、幸福的快乐年。”那一刻很紧张，也有些沮丧，为了撑时间，我的语速更缓慢了，看重播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亲爱的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和着这迎春的鼓声，迎接辛卯兔年崭新春天的到来！”精彩不精彩，只有自己明白。这次补台干脆利落，甚至做得不着痕迹，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成功的，但它不是我心里最想说的。同事的赞扬，领导的夸奖，观众的掌声，全部过去之后，回归平静的时候，会觉得还不圆满，原本能够更加圆满。
也许按照自己的直觉发挥，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滋味了，或者预案再充实一些，在这之前做好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乃至五分钟的准备，我会说些更加实在而真诚的话，用身边的大事小情来给这个年画一个句号，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空洞了。
但是所有的一切已经过去了，这就是春晚，这就是直播，当过去的时候，所有的遗憾就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没有机会再去弥补。
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被人称做“事故多发时段”，在那个特殊时刻，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事实上，几乎每年春晚的零点仪式都无法掐准钟点，而且随时会有突发事件，需要主持人视具体情况临场调整，因此春晚主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救场”。救场有两大法宝，一是要具备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二是得准备应急补救预案。
直播开始，所有的灯光瞬间打开，摄像机全部投入工作，开场音乐奏响的那一刹那，好像有一针强心剂扎进我的脉管，我立刻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进入工作状态。假如把电视直播比做战场，灯光、摄像机和开场音乐就是开战前的冲锋号，在此过程中，所有来自身体上的疲劳、不适、病痛统统都抛却了。有好多次我是在重感冒的情况下完成直播的，可能前一秒钟烧得头昏脑涨、鼻塞嗓子哑，但是只要往台上一站，直播灯打亮的那一瞬间，我所有的生理机能一下子就都恢复正常了。不需要有意识地去控制，身体的各个器官会自动调整，这可能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转化为一种自然生理反应机制。观众看我的脸可能会瞧出点端倪，比如眼睛和脸是肿的，但如果只听声音，没有人听得出我在感冒。
心态也是如此。最初几年主持春晚特别紧张，上台前极其亢奋。后来有一段时间有点懈怠了，春晚直播的时候，我甚至坐在后台睡着过。由此好多人就说，你这个心理素质能当航天员。我摇摇头，心里明白那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应有的状态，无法彻底调动出主持时的热情。直到最近这两年，才达到了一种最佳状态，开场前既不会过度兴奋，也不会特别懈怠，内心比较平静，在四个多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兴奋度。我觉得这是一种良好的状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春晚，沉稳地主持、控场，可以做到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但具备了这些生理心理素质，并不表示直播之前就可以不做功课。我有个习惯，开演前至少半个小时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安静的状态，沉下心来，梳理一遍整台晚会的几个要点，比如开场什么时候起台词，调门定到什么高度，节奏如何调整，重点节目怎么介绍，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该是什么状态，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这些问题都得一一考虑到。春晚直播和其他直播还有些差别。一般的电视直播，从录制到播出，可以有两三分钟的缓存期，若出现失误还有时间进行补救。春晚由于零点倒计时环节不容许一秒钟的误差，所以它是正负零秒的直播，一旦现场发生不测，难以补救，只能事先尽可能地做好预防措施。所以每次直播前的半小时、40分钟，我是坚决拒绝被打扰的。哪怕在人来人往的嘈杂环境中，我也要找一个角落面壁，摒除杂念，冥思。
突发事件除了现场操作事故（比如停电、演职人员失误等）、自然灾害以外，另一种可能性来自现场的观众。春晚现场的观众来自社会各界，男女老少什么阶层都有，人员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观众进入一号厅之前，需要通过安检，然而安检措施并非万无一失。虽然到目前为止，春晚尚未发生过安保突发事件，但是以前没发生并不代表未来不可能发生，况且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级舞台。主持人还是需要时时保持警醒，做好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这些年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直播前都会做好心理准备，设想某种情境：现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自己该如何去应对？作为一名主持人，我的首要任务是让镜头跟着我离开，无论现场发生何种情况，我要迅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始终让镜头对着我，腾出一定的时间，以便让具体的专业工作人员处理现场，直到现场恢复正常，继续直播。这个习惯的产生也许和以前所经历过的一些重要事件有关系。
1984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一员，参加了建国35周年的国庆阅兵仪式。那是我第一次跟天安门结缘，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国家的行为实施时，整套系统运转起来的严谨。当时在清河训练基地，9月30日下午2点钟，我们全体集合，所有的乐器会由专人进行检查。以军乐团单簧管演奏员朱军为例，检查步骤如下：首先，朱军要把自己的乐器安装好，由于单簧管是直筒的，安保人员会对着太阳，检查里面是否藏匿东西，接着交给朱军本人吹奏几声，如果一切正常，他需要当着安保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把乐器一一拆解开，装进乐器盒，贴上封条，最后乐器被封存。
乐器检查结束后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宣布军委的受阅命令。军委命令我们在10月1日上午10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典。其中有一条，无论现场发生任何突发事件，在没有听到撤离的命令之前，原地保持姿态。各个部门会对受阅命令做具体解读，我们军乐团下达的命令，说白了就是：你在这儿站着，突然有一个爆炸物在你身边爆炸，你身旁的战友倒下了，你该干什么？答案是，你什么都不干，站在原地，保持姿态，继续演奏，直至听到撤离命令迅速撤离。
那天下午我们4点钟就睡觉了，夜里起床整队。10月1日凌晨3点整，车队开始从清河出发，以30公里的时速向天安门广场匀速缓行，因为要确保安全，防止碰撞、刮擦、翻车，以免临战状态下战斗减员。这种严谨精密、一丝不苟的特色贯穿了整个阅兵仪式，一直持续到国庆典礼结束，全团离开北京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