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从那时起，我就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套特殊时期的应急心理机制，并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每年春晚前夕我都会有这样一些思想准备：如果真的发生不测，我该怎么办？我该转移到哪个位置？哪个位置是最安全的？哪个位置不至于被观众冲散？哪个位置可以保证我的状态在屏幕上看起来最正常？每次自己都会默默地进行一番设计。毕竟作为一个老主持人，尤其这些年几乎是春晚主持团队的主心骨，必须要对突发事件有所设想。
这些应变能力都是在实践当中慢慢摸索，通过各种经验和教训一点点总结出来的。学会如何控制现场，怎么掌控主持节奏，怎样利用所学来提高业务素质，这些都是在做加法，是成为主持人的基础，掌握了这些可以说是领会了主持艺术的一半。老话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我觉得主持艺术的另一半就是做减法，学会释放，既是给自己减压，也是一种真情流露。我觉得，生活就是一项平衡木运动，一味地急行军，不断给自己施压，未必是长久之计，何况电视主持这种时时要逼人“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高压职业，思想包袱太沉重，反倒容易摔下平衡木，时时压抑封存内心，轻易不释放情感，凡事滴水不漏面面俱到，“多智而近妖”，也容易和观众造成隔膜，给人一种“作伪”之嫌。我入行30年，前面20多年都在做加法，现在我致力于做减法，尝试一种更贴近自然的主持体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算是给自己放生。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为自己“备份”。
作为春晚团队的老员工，伴随着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转，自我完善，周全备份，只为直播全程中毫无瑕疵的完美表现。没有差池，完美落幕，心里才会有一种功德圆满的踏实。
第05章这一刻，与至简交融
黄金搭档和“骨灰级”元老
春晚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每一个除夕夜我们都过得惊险而刺激。这些年的大年三十晚上8点钟，春晚集结号准时奏响，我和我的战友们严阵以待，并肩作战，倾力配合，筑起一道道语言工事，一起扛下内心压力的迫击炮，一起面对外界褒贬的掷弹筒，互相加油鼓劲，彼此慷慨施予。站在台上这些年，那一个个不眠之夜汇成了我记忆中最值得回味的良辰美景，人生因此而精彩、而充实。谢谢你们！我的战友，我的搭档。
周涛是和我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女主持人。迄今为止，我站在春晚舞台上多少年，就和周涛搭档主持了多少届。我们俩第一次搭档是在《东西南北中》，栏目组把她从北京电视台借来，录制了一期节目。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持人素质不错，然后才有了《综艺大观》竞争激烈的主持人选拔赛。
那次的选拔是真实的，除了延揽精英，还有给倪萍选接班人的一层目的。最后周涛力压群芳，和倪萍、王刚分批搭档主持《综艺大观》。她比我晚几天进台里，但我们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转正调令上，1996年初，我们同时加入了中央电视台的正式编制。周涛主持春晚的资格比我还老，1996年央视春晚的西安分会场就出现了她的身影。1997年我们首度在春晚舞台上的明星联袂主持，从那以后，我们的合作比较频繁，除了大晚会之外还搭档主持“心连心”等演出活动，到了1998年，我们成为了一对公认的“黄金搭档”。
我和周涛确实称得上是“黄金搭档”，在舞台上我和她有着天生的默契。大到春晚，小至“心连心”，不论主持什么晚会，我们在服装的选择搭配上总会出奇地协调一致。录制春晚备播带时，我们都会把当年的春晚服装带过去。到了后台，我跟周涛商量：“你打算第一套穿什么？”她说：“穿粉的。”我正好备有一套绿色的西装；如果我第二套想穿金色的，会发现她正好带着一套银色的礼服。奇妙的是，事先我们都是各自准备，根本不曾通过气。面对这样一种“心灵感应”，有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就这么默契，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她也觉得不可思议：“对，就像商量好的一样！”多年来一直如此。也许我俩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上长期搭档形成的默契，所以思维总能撞到一块儿去。
周涛很聪明也很努力，属于智慧型的大女人，她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比我强，能够较好地把握人生机会。2005年的一天，她忽然对我说：“我要去奥组委工作。”那时候，正是我们配合得默契的时候，我当时就愣了一下：“你干吗呀？现在是咱俩搭档最好的时候！你现在去了，是不是有点太心狠了？”周涛显然已经考虑得非常周详，她条分缕析地跟我解释：“朱军，我跟你不一样，你是男同志，是男主持人，你再和两任女主持人搭档都没问题。我不行，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奥组委机会挺难得的，我想锻炼一下。”没多久，她就去了奥组委。据说她在奥组委每天工作13小时以上，比当主持人辛苦多了。尽管如此，她还是把央视当成自己的“娘家”，台里有什么活动需要她主持，她都义不容辞直奔现场，那两年的春晚主持工作也没丢开。奥运会结束后，周涛回到台里升任文艺中心副主任。
周涛对自己的判断和定位一直比较清晰准确。春晚舞台上，几位主持人搭档主持，周涛不会刻意去抢镜头出风头，她总是很淡定，给人一种沉稳、大气、处变不惊的感觉。现在她担任一定的领导职位，工作重心渐渐由台前转向幕后。主持这两年的春晚，她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顺利完成任务，照她的话说就是“能站在这儿就挺好，说明我还能主持”。
作为她的老搭档，我没感觉到她当了领导后有什么变化。但我在公众场合会给足她面子，在台里见周涛从来都称呼她“周主任”。有人听着还不习惯：“朱军，你叫她什么？”我说：“对呀，是主任。”别人不理解：“你们俩是老搭档了，都这么熟了，至于吗？”我肯定地点点头：“朋友之间就应该相互抬举，你看人家好，应该为她高兴才对。”我喊周涛“主任”，刚开始她也挺别扭：“行了，你讨厌！”后来她慢慢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转换，也就习惯了。
2005年，春晚的主持队伍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董卿，她成为这几年我在春晚舞台上的主要搭档。
我和董卿认识得很早，第一次接触也是在《东西南北中》节目。1995年，《东西南北中》在上海东方卫视录制一期“五四”特别节目，由我和当时在东方卫视的董卿担纲主持。我们站在东方卫视的楼顶上，迎着大风，说了一段串联词，那时候她大学毕业没多久，是个很清纯的小女孩，长得比较漂亮，举止得体，应对有理，做事很注意分寸。
那次搭档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还有过一些合作。但她真正到北京来工作，我却不知道。有一天，我在台里的候播间等着录像，偶遇董卿，颇感意外：“董卿，你怎么在这儿呢？”她看到我，挺高兴的：“朱哥，我来好长时间了。”我问她：“你来干什么？”“我现在借调到西部频道工作。”我点点头：“来也不说一声，太不够意思了！你到北京来，好歹打个招呼嘛。”她客气地笑笑：“你们都挺忙的，我也怕打扰你们。”
大家录完各自的节目，天色已经不早了。我问她是否还有事，她说没事了。看到她一个人北上打拼，我蓦地想起自己当年来北京的情景，生活上的艰难且不论，最受煎熬的是心灵，背井离乡，远离亲友，工作的时候还好，许多事情可以分散注意力，但是等到一个人回到出租屋，心里头空落落的，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就是自己，整个人被笼罩在孤独的樊笼里。大概因为有这样一段相似的经历，我很理解她，问她在哪儿落脚，她告诉了我一个大致的方位。“那你怎么回？”她说：“我打车。”时间挺晚了，路上车也不多，让小姑娘一个人回去，我不大放心，摆摆手道：“算了，我们家也住那附近，我送你吧。”把她送到小区门口，问她吃过晚饭没有，她摇头。我指指边上一家尚在营业的餐厅：“周围也没什么好饭店，我请你吃消夜吧，正好聊聊天，说说你的近况。”她高兴地点点头：“好呀好呀！”董卿后来还念叨了很久，说来北京快两个月了，第一个请她吃饭的人是朱军。其实那天我们吃得很简单，粗茶淡饭，聊一聊天，就各自散去。人在孤独的时候，愿望真的很朴素，朋友的一句问候、一席倾听，传达出温暖和善意，对方就会感到满足。
董卿第一次上春晚，在台上的表现就非常引人注目，她大方得体，一丝不错，圆满完成了任务。零点以后，她看起来特别兴奋，问我晚会结束以后干吗去，我想也没想，很自然地张口就答：“回家，儿子在家等着呢。”问周涛，周涛道：“我爸妈在家等我呢。”问李咏，李咏说：“收拾收拾行李，我准备跟媳妇儿出去度假喽。”当时她挨个儿问了一圈，我也没在意。不久以后看到媒体对她的采访，我才知道春晚结束后，她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里下速冻饺子。看到这段访问后，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那个时候真是粗心，作为她的搭档，又是当人大哥的，居然没有意识到她问那个话的用意。
和许多同行一样，董卿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她对自己要求很高，每年春晚都会拿出十二万分的努力认真地对待，做足了准备工作。有一年的春节晚会，她站在舞台上热情洋溢地主持，一不留神把“马季先生的儿子马东”说成了“马季先生的儿子马季”，那句话是脱口而出，说完以后，她自己并没有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