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到了2008年，我的生活亦渐趋稳定，这时候我开始反省以前主持时所犯的一些错误，又产生了让自己回炉再造的念头。北大是中国人文最高学府，可以给予我更复合的艺术滋养，这一次我没有再犹豫。
复习备考的过程就是一种自我督促，需要摒弃杂念，重拾基础知识，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安静、理性。沉浸在学术氛围浓郁、人文底蕴深厚的环境里，汲取北大名师的精神营养，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使自己的思想更深刻，思维更严谨。在理性的指引下，我希望将抽象的精神情感具化为可操作的方案，从而在节目中找到人性的共鸣。
在北大的这几年里，我师从彭吉象教授学习电视专业，一方面了解了近几年中国电视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对当前的电视行业进行了一次理论上的梳理，获益匪浅。此书落笔之际也将迎来我的MFA学位论文答辩，这本小书既是我对春晚大舞台的剪影记录，也是对自己在北大学习的一份纪念。
我的同班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电视台的同行，还有一些来自文化传媒公司，大家都是在职学习。学校开设了《作品分析》《电视理论研究》等课程，大家时常进行一些学术上的交流，或是共同分析一个作品，或是以讲演的方式分析一档电视栏目，我还在课堂上给大家介绍过《艺术人生》及其团队。
这个课堂上都是一群有追求、自我要求也比较高的人，其中不乏行业中的佼佼者。课下同学之间常常在讨论，面对当今娱乐化浪潮的奔腾汹涌，我们该何去何从？该如何坚守？该如何创新？该做哪些心理准备？该做哪些技术应对？上课的时候，师生之间也有探讨，我们会举手反驳老师的观点，也会和老师交流心中的困惑。
我在课堂上提出了一个“被娱乐”的观点。现在很多媒体人都强调观众需要娱乐节目，但在我看来，现在有太多的观众是“被娱乐”了，或者说，是被打着“娱乐”旗号的电视节目给“忽悠”了。打开电视，黄金时间全是所谓的娱乐节目，相亲的、PK的、选秀的，除了这些东西，真正有思想内涵、能发掘人性真善美的节目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是被娱乐了还是被愚弄了。我不相信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愿意看相亲节目，都愿意听“宁可躲在宝马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之类的言论。可是国内几乎所有频道都是商业性质的电视台，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收视为王”观念的引导下，劣币驱逐良币带来的后果是，可供观众选择的范围着实寥寥。
无可否认，我们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过渡时代，各种社会思潮迭起，意识形态领域难免会有乱象丛生的时候。问题是思想领域看似百家争鸣，电视荧幕却几陷万马齐喑。此时媒体的责任在哪里？且不说引导，我们难道一味迎合吗？只有迎合才能生存吗？比如当下很多电视节目做得越来越偶像化、模特化，首先讲究主持人外形靓丽，年轻时尚，很少有人会去注意一个主持人驾驭节目的能力和经验，以及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对这个节目的影响。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想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唯经济论被强调得过分了。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兴办各种庆典和节日，什么“龙虾节”、“芦苇节”、“豆腐节”等等，鼓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推销当地的特产。我觉得大错特错。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民族，它一定得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因为经济只能影响我们的生活，文化却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回顾过去，虽然大家都吃不饱，但是大家心态都不错，因为那时候的人都有信仰。今天的人吃好穿暖，开着私家车，可还是有些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党。问题出在哪儿？核心价值观的偏离。
我觉得社会提倡多元化的今天，不应当全盘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如果一个民族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它的命运将会如何可想而知，而我们的传统恰恰就是牵引着风筝的那根线。现在有多少人想把这根线剪掉，逾越着伦理的门禁，挑战着道德的底线？据我所知，很多娱乐记者是没有工资的，一切向发行量、收视率这类数字看齐，数据提高就多拿点钱。也许很多娱乐记者打心底里未必想那么干，但是现实生活会迫使他去干。一个娱记的领导者根本不用开口教手下人该怎么去挖人隐私，也不用教他们如何写那些令人咋舌的东西，他用手里的奖惩机制就可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为了绩效工资，人人都在拼抢收视率，拼抢发行量，绞尽脑汁制造噱头夺人眼球。
这几年选秀类的娱乐节目十分火爆，有些栏目也邀请我去当评委。我还是那个话，其实我真的不反对娱乐，不光不反对，还觉得我们的娱乐化程度不高。老百姓活得真的挺累的，需要一些轻松的节目调剂一下，我绝不介意为他们提供笑料，问题是自己都还没把这些东西捋顺。我做人的一贯原则就是这样，在把某件事真正弄明白之前，还是不参与、不妄加评论为妙，即使评论我也说得比较中性。到了这个年龄，老天爷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还是稳当点，安心做好分内事吧。
从2001年《艺术人生》诞生，到2010年，《艺术人生》正好十周岁了。这一年我从王峥手里接过指挥棒和计算器，担任起了《艺术人生》的制片人。
早在2002年的时候，文艺中心领导就找我谈过一次话，有意让我接手《艺术人生》的制片人。当时《文化视点》栏目刚开播，王峥受命担当制片人，她同时还是《艺术人生》的制片人，台领导担心她忙不过来，想给她减负。我没答应，当时自己更倾向于专心主持。制片人是一个行政岗位，除了管人、管钱，负责整个栏目的管理和运作，还要操持每期节目的策划和制作，事无巨细，十分琐碎。那时候我和王峥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两人算是互补，她全身心投入到整个栏目的运作中，我则一心一意主持好节目，权责分明。有时候我会提出一些管理上的建议，但不会干涉她的最后决策。业务上亦是如此，她带领整个团队策划前期做后期，但也一定不会干涉我的想法，录制过程则完全由我自主操作。这么多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一说“开始”，由主持人全权掌控，没有任何人会指手画脚，从开始到结束，一气呵成。很多栏目的主持人都不会获得如此高度自由的发挥。由于王峥的协作和信任，我很幸运，得以施展所长。这一合作，就是十年。
2010年王峥调任，几乎抽掉了《艺术人生》的一根主心骨，这个栏目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此时我和它都面临两种选择，接手或者不接手，生存或是死亡。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以来，我先后主持过《东西南北中》《中国音乐电视》《音乐直播厅》等栏目，但从没有一个栏目像《艺术人生》这样，一开始就有我情感的介入和创意的加盟。在这种情形下，我其实没有选择了，几个资深编导说：“朱哥，你就带着我们往前走吧。”于是我就成了制片人。
从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职业角色既然从主持人转到了制片人，那就真正是“成也朱军，败也朱军”了。制片人不仅要抓好节目质量，还要对节目的经济效益负责，让节目叫好又叫座。
我接手《艺术人生》之后，从外围到内在都在尝试改变，希望让它的肌体更加健壮，更富有生命力。有的观众可能会瞧出一些端倪，舞台变大了，布景更现代了，LOGO变得晶莹剔透更璀璨了，氛围变得温馨逗趣更轻松了，还增加了一些表演环节。我接手的第二个星期就将片头做了改动，把它从原来黑白色画框似的布景，变成了金色水滴线阵，借用水滴的概念，寓意每一个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人人都能彼此融合，汇聚成大海般无穷的力量。线阵的中央还有一块大屏幕，当大屏幕亮起，透过一丝一丝的金色线阵还能看到里边，就像罩了一层柔光罩，这也跟节目的定位有关，即人生不要过于直白，有时候温柔含蓄更美好。
这是节目外在形态的一些调整，内容方面我也努力创新。丰富节目的主题，拓宽受访嘉宾的范围，甚至还可以邀请普通人做客节目现场。虽然大刀阔斧动起来并不容易，但我还是会想办法推陈出新，让节目时刻焕发出生命力。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它的品格、品位和品质，绝不会为了产生某种经济效应，在节目中随意挖人隐私，断章取义。
师父范曾先生也特别支持我的工作。《艺术人生·温暖2010》十周年特别节目时，先生专门到现场发言：“艺术人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什么？展示了每个艺术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故事。”寥寥数语，一下抓住了《艺术人生》的魂，受到他的点拨，我忽然有了些灵感。《艺术人生》原来的制作模式是回忆、感悟人生故事，现在不妨试试改变人生断面，让事件先行。说白了就是讲故事，但是调整故事的讲述方式。曾经是冒险的叙事，现在就变为叙事的冒险。虽然国内的艺术家们几乎都被采访了一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在变。从每个艺术家的个性出发，换一个角度切入他们变化的人生，换一种方式捕捉他们不同时期的回忆，萃取对大众有启示意义的人生节点故事。
虽然我对当下充斥电视屏幕的娱乐持保留态度，但还是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欢迎健康娱乐的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