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咱好好做兄弟就行。”
解开了心里的疙瘩，我们从此就真的像兄弟一样了。说实话，我和本山大哥的性格差异确实挺明显的。他是个很直率的东北汉子，爱憎分明，我行我素，有一说一，不留余地。而我说话做事比较注重别人的感受，尽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试图给所有人保留情面，有时候难免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在彼此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们难以认同对方，但是一旦有了认知，相互了解之后，我们就都能理解对方了，相处起来也甚觉愉快。
跟本山交往不累，他是个特别真诚的人，实实在在地为别人着想。当朋友有点儿什么毛病，他会直言不讳，用特别简单通俗的话提醒人，而且每每一语中的。有一段时间我想去拍戏，本山听了以后跟我说：“我可听说了，你上蹿下跳的想拍戏，拍啥戏呀？”我说那是好事。“好啥事呀？演好了，没人说你好。要有一点不好，能骂死你，你这不是找人骂吗？好好干你的主持人多好啊，有几个能像你这样的？好好儿的，珍惜现在，把你自己的专业弄好。”他就这样毫不客气、一点面子都不留地就把我的想法给否了。我听了他的话，也就把这事撂下了。
本山喜好书法，也非常欣赏范曾先生，我们有空就一块儿去看望先生。有时候约上几个共同的好友，去本山那儿，或聚到我家，或上白岩松家，酒逢知己饮，诗与会人吟，消磨掉一下午。
本山动手术两周后，带着一堆医嘱以及三个月不得坐飞机的禁令出院。毕竟经历过一场生死，出院以后那段日子他比较豁达，总跟自己说：“别太较劲儿了。”但是过了那个劲儿，他又开始张罗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本山集团规模大，事务繁忙，全国各地那么多刘老根大舞台都要在他的指挥下运转，还得筹拍电视剧，方方面面的社会活动也很多，他整天像个旋转的陀螺，忙得停不下来。我劝他：“别那么较劲儿了行不行？”他无奈地叹口气：“手下一千多号人张嘴等着吃饭呢，你不干行吗？”
上不上2010年春晚，他曾经历过一阵痛苦的挣扎。谁都知道，只要进入春晚这个圈子，不拼命不较劲儿是不可能的事情。上，他担心身体扛不住。我们几个做朋友的都劝他：“你歇一年再上。”本山挺犯难：“这事不好决定，观众等着看，春晚剧组一次一次地来，导演亲自跑到沈阳跟我谈，要不上了，多伤人家。”最终他还是决定要上。那天上台之前还出现一个危情，他的血压忽然飙了上去，之前脑出血也和血压升高有关，大家都有些慌，本山自己镇定了一会儿，克服了身体的不适，到底还是上了台。
大家看到春晚上的赵本山总是那么诙谐、幽默、轻松，实际上他对艺术的严谨一点儿也不亚于冯巩，自我要求极其严苛，也是个为了春晚而搏命的人。表演《不差钱》的时候，他就在台上咳嗽过几次——那是真的咳嗽。2011年春晚，在后台候场的时候，本山大哥血压又升高了，台里的医生给他测血压，170/110，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身体状况意味着什么。他在后台吸氧，我在台上主持串联，引出下一个节目，本山的小品《同桌的你》。我前脚刚下场，他拔掉氧气管，后脚就登台，又活力四射地表演起来，一瞬间身体好像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说实话，身体状况谁都没法控制，那只是在常年的敬业态度支撑下所形成的生理习惯。
这两年，每当临近春晚，本山大哥的血压就一直不稳定——完全是精神压力太大所致。别人问他，为什么压力这么大？本山说：“就是担心节目不好看。不是担心别人骂，这些年多少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我不怕挨骂。最关键是别人不快乐怎么办？”许多观众看他头发白了，人憔悴了，都很为他心疼，觉得他是时候放手，试着让弟子们挑梁上台了。本山对于艺术的要求一向很高，在台上这么苦苦支撑，并非恋栈舞台，只是担心自己的弟子不够成熟。为人师表的，总有替学生操不完的心。
我想，什么叫艺术家，艺术家只有一点，把所有的观众深深装在心里，即使自己躺在舞台上，也要给大家带去欢乐。
有谁能让13亿人在同一秒钟发笑？只有大哥本山！
主持界的“土八路”，艺术圈的“制片人”
2008年，我考上了北大的艺术硕士专业（Master of Fine Arts，MFA），开始了梦寐以求的燕园求学之路。其实早在2000年，我就萌生了给自己“充电”的想法。电视是一个迅速把人掏空的行业，走到一定程度，会发现自己的专业积累耗尽，知识结构断层。况且在当今中国，竞争如此激烈，如果不时时更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很容易会被社会淘汰。一些杂志评论说春晚主持人的声音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把我也纳入学院派的播音体系里。在下不才，我其实属于游离于专业人士之外的“土八路”，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播音主持学习。比起学院派，我觉得“游击队员”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也有他的弱势。
我和学院派主持人的共同点是都接受过正规的发声训练，包括声乐、发声的位置、普通话的咬字等。作为一名主持人，规范语言，推广普通话，责无旁贷，也是最根本的职业素质。现在人们所谓的“个性”往往追求新、奇、怪，很多年轻的主持人热衷模仿港台腔。如果这也算“个性”，我说兰州话岂不是更有个性了？老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语言的有力无力，决定于思想是否精辟，感情是否浓厚，字句的安排是否得当，而并不专靠一些土话给打气撑腰。”尽管他早先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京味小说，但到了创作后期，他作品中的“京味儿”不再那么浓郁了，而以人生的广度、阅历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力透纸背，代替语言的俏皮活泼，更具艺术性和思想性。想来老北京俏皮话也是为了填补早期作品中生活阅历和人生感悟的不足。所谓的“个性”往往是针对“共性”而言，产生于“共性”而高于“共性”。因此我赞同学院派注重基础性技巧的练习，主持人首先应该具备最基本的素质，把舌头捋直了说话，再去寻求或展示个性。大着舌头发嗲的不叫“个性”，那是鸡立鹤群。
我不认可学院派过于教条的学习方式。在我看来，主持人的技巧是最低的一个层次，因为只要肯用功，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般人都能掌握正确的发音技巧。主持人想提高自身素质，如果不通过课堂以外的实践操作，不用心积累，破万卷书也未必开卷有益。比如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因人而异的，这与每个人的出身背景、成长环境、知识储备、交际圈、情感积累、人生阅历等等都有关系，这些因素共同形成每个人所独有的运思方式、观察世界的角度以及对事件的感知度。这个行业不是单靠智商就能干好的，更多的时候需要情商和逆境商，这些是学校无法教授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老师应该告诉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教他们如何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而不仅是告知一个简单确凿的答案。
从来没有哪位前辈能够总结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供我们学习参考。因为说到底主持其实是一门艺术，艺术没有规律可循，即使有规律，也是为了日后被打破而存在。而且大多数所谓的规律是别人在实践中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时移世易，适用于甲未必适用于乙，适用于昨天未必适用于今天明天。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实践者，都要学会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可惜的是，大部分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只停留在对播音员的训练上，对于主持人的培养，无据可考，无例可援。遇到突发事件，用何种方式才能有效地化解，没有一本教科书能直接给出答案，因为教科书编撰者未必是站在业务第一线的主持人，而第一线的主持人未必有时间有精力有理论造诣去编书。事实上一切又回到原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掌握了基本技巧后，还是免不了实践，让自己在社会中砥砺磨练。这也是2000年我最终放弃去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继续深造的原因。
“游击队员”的一个无用之用是，没有过多的理论积累，也就不会被那么多专业性的条条框框所束缚，表达更贴近内心，跟人交流多了一分本色，少了一分匠气。我常常反躬自问，作为一个主持人，有什么是自己独具的，有什么是自己欠缺的。我觉得，自己的优势在于，在具备专业发声技巧的基础上，生活各个层面的历练比较多，人生感悟丰富，懂得珍惜生活，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怀着一个真诚的态度去做节目，形成了自己平实稳重、注重情感的主持特色。我的弱势在于，由于没有受过学院的熏陶，更偏重于感性思维，习惯采用演绎化的表达方式，缺乏一些理论性的归纳和总结，有时候措辞会显得不够严谨、精练。此外，十载《艺术人生》的主持经历不断地提醒着我，作为一名主持人，需要具备强烈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由两方面组成，人文关怀和知识底蕴，前者是我所具备的，后者则有所欠缺，需要不断地学习、吸收、积累。
许多人心里都有名校情结，我也不例外，我从小就特别向往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名校，但由于历史限制，当时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进入这些高等学府。2005年，我一度萌生到中国传媒大学这个中国电视界的“黄埔军校”去进修的想法，由于种种原因依旧没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