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我答：“我在外地。”他一听就紧张了，连声问：“外地，在哪儿？”“我在云南。”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在问这个事，并且才听出来他刚才分明在哭，我连忙安慰他：“弟弟，没事，我在云南，我根本不在那个动车上，已经有人打电话问过这个事了，我没事，好好的，过两天我就回去了，回去再聚。”后来才知道，郭斌看到“朱军”这个名字出现在动车受伤者的名单上时，伤心地号啕大哭。他又抱着一丝希望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天也真不巧，我正好在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他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是“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郭斌就更受不了了，又不敢给谭梅打电话求证。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他还不死心，便继续给我打，终于拨通了，于是，才有了刚才那通电话。
回北京以后，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郭斌见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哥，实在不好意思，那天实在忍不住……实在对不起，给你添堵了！”我给他满上一杯，对他说：“弟弟，别自责，这不是什么不吉利的，这实在是一份难得的兄弟情谊。”这不是在安慰他，能拥有这样的挚友，为你高兴为你哭泣，实在太可贵。
说得宿命一些，人的生命长度是老天爷给的，可能自己都无法去掌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生命的长度，可以想办法增加生命的宽度。去做一切有意义的事，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充实起来。当你把生命的宽度增加的时候，恐怕你也就让自己延年益寿了。
知道路在哪里，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清清朗朗，就能把握自己。尝过红尘况味，明了世间百态，回归平平常常，简简单单，就是真正的人生。
第06章这一刻，与国家同行
红男绿女，笑看娱乐风云
我曾经开玩笑说：“杨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女人之一。”众人皆笑，而了解个中缘由的人都明白，我是真心感谢她，杵臼之交加知遇之恩，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我和杨澜命运的交集很有意思。十多年前借着她一句话的引子，我毅然离开兰州，来中央电视台发展，而这一年她却选择了离开央视，去追寻自己心中更广阔的天地。面对杨澜的选择，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你朱军做得到吗？结论是肯定的——做不到。尤其是在体尝了从兰州到北京的白手起家之苦过后，让我再一次放弃眼前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只身漂泊海外，重新经历一番筚路蓝缕，另起门户，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或许正因如此，我才对她越发佩服。
我们平时见面机会不多，通话也很少，但是一直都以老友的姿态远远地关注着对方。彼此都会有陷入难关的时候，而我们心里都明白，除了靠自己别无他法。廉价的问候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徒增烦恼。在少有的几次见面中，谁都不会提及当前困境种种，风轻云淡的玩笑背后，是深层的理解和支持。
2005年春节刚过，我和杨澜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天了。但这次杨澜的身份有些特殊，她作为《艺术人生》的嘉宾走进了我们的演播室。简短的开场白过后，熟悉的音乐已响起，却半晌不见其踪影。正当大家纷纷疑惑之时，她才笑吟吟地姗姗来迟，手里拿着一红一绿两个纸巾盒，煞有介事地解释道：“人家都说上朱军这个节目要做好流泪的准备，我专门去找了两盒纸巾，一盒给你一盒给我。”她顺手把红色的纸巾盒递了过来，还向台下的观众使了个眼神，好像在示意“咱逗逗他”。真没想到，她一上场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两人落座，中间的桌上摆着一红一绿两盒纸巾。“杨澜永远这么善解人意，正好是红男绿女，真好。”这句无厘头的调侃算是回敬了她。有人说这期节目的看点就在于“两个以谈话为职业的主持人如何火星撞地球，针尖对麦芒”，可能只有主持人多年的职业习惯才能碰撞出这种非一般的精彩，在温和的较量中，现场已是笑声一片。
“红男绿女”虽是无心之语，但恰好暗合了这个时代的风貌。也就是在这个年头，以《超级女声》为首的选秀、造星运动风生水起，一群20岁左右的孩子在舞台上上演着所谓的“PK”大战，一夜成名的诱惑催生了电视机前无数同龄人的迷梦，其他地方卫视也加快脚步攻占娱乐世界的桥头堡，中国已然进入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时代。这股娱乐化浪潮表面上看是依附于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为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的人们带去时尚信息，不断地刺激他们的感官。但从社会层面解读，我觉得与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和媒体的急功近利大有关系。许多所谓的“时尚”仅仅是昙花一现，不需要给人们留下口碑，也没想过对社会负责，一个阶段炒一把是一把，在这种状态的驱使下，怎么让人内心安定得下来？“超女”现象，作为商业运作无疑很成功，但在这场活动中，赢家不是孩子们，而是商家。
就在我和杨澜这次见面前半个月，我参加了由中国视协主持人专业委员会、阳光集团在上海联合举办的“2005国际电视主持人论坛暨年度颁奖盛典”，这是中国电视主持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场盛会。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刚好25个年头，大会邀请了国内外同行一起回顾并总结这一历程。机会难得，我们特意在会议期间把《艺术人生》的演播室也搬到了上海，这也是开播四年多以来的首次移师。本期节目定名为《理想2005》，邀请杨澜、白岩松、王志、崔永元、张越等多位观众熟悉的主持人担任嘉宾，多位同行的轮番发言使得节目现场颇像一场温情版的“业务交流会”，其间也不乏针锋相对。当我提到在娱乐时代，收视率这根准绳是否改变了心中的理想时，白岩松表示这也正是他很困惑的问题：“两对矛盾，一对矛盾是商业跟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还有收视率跟良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其实我觉得我的答案不清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澜的回答：“我总觉得这两个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没有平衡好收视和我们要做一个好节目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功底还不够，而不是其他。”与他们的唇枪舌剑相比，我显得安静许多。娱乐风潮迎面扑来之时我也不适应，看到他们的纠结深有同感，但要我对其做出点评则不太可能，因为我自己心里对此还没有捋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经常自豪地宣称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古国，多少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文化值得传承，为什么一个《超级女声》就能万人空巷，全民沸腾？当一件事物出现并为人所喜欢的时候，一定有它的道理，在还没有弄清这个原因之前，就贸然批评它，未免有失公允，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无论你喜不喜欢，存在即是合理，你可以不接受，但不能反对。”
我虽然没有在会上公然反对，但心里确实有些难以接受。尤其是看过评委对选手做出的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评论之后——
“你全身都在抖，裙子也不例外，很冷吗？”
“这个赛区选手的心理素质太好了，怎么说都不哭。”
“你唱得像幽灵一样，别吓着后面的选手。”
……
接受他们点评的选手大多不过二十来岁，其中不乏在校学生，他们怀揣音乐梦想，鼓足了勇气来到这个备受瞩目的舞台，满心渴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不料招来的却是一通人身攻击。最后只好在别人的奚落中，仓皇下台，惨淡收场。杨澜曾经说过，每一个莽撞少年，带着青春年少的梦想，刚从学校走上社会的那种心情，就像等待被裁判一样，紧张、忐忑，甚至脊梁骨发凉。登上选秀舞台，或许是大多数学生选手经历的社会“初裁判”，我们无法推想这样一个草率并带有些许玩世不恭的“判决”，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什么影响。
身为父亲，也许我能揣测电视机前观看他们比赛的父母是何种心情。有一天，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所谓的评委正在对着一个像我儿子一般大的孩子指指点点。他们两位的形象就足以让人大跌眼镜，一位男评委只有半面头发，还染成了五颜六色，另一位我瞪着眼睛看了半天都没有分辨出性别来。他们能提出什么有益意见？难道要让我们的孩子向他们的方向发展吗？在这些节目中，孩子们的表演也是越来越成人化，不合时宜的劲歌热舞总能引来阵阵叫好，真不知道这到底是培养了孩子，还是仅仅娱乐了大人。娱乐风潮固然不可抗拒，我也不知道娱乐和理想之间的黄金分割点到底在哪里，但这种拿孩子寻开心的做法无疑挑战了我的道德底线。
但是这并不能让我全盘否定这种娱乐浪潮，毕竟在这种运作方式下，也推出了不少优秀的歌星。我个人比较欣赏2005年“超级女声”亚军周笔畅，她有质地的歌声让我们透过黑色镜框看到了她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如果她不参加“超女”，说不定在“青年歌手大赛”上也能取得一个不错的名次。对于这些有实力的选手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平台而已。作为过来人，我当然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而舆论的引导让人们看到的是——昨天她还是一个流着鼻涕泡的邻家女孩，今天就成万众瞩目的明星了，所以才有那么多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
当年我和两位《超级女声》的选手共同参加了一个活动，后来有人强烈要求“超女”上《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