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坐了我的位子

十几年前她退休时，已经在一家幼儿园工作了27年，她和她的同事们都是多年的好友，直到现在都不曾改变。而今，她们每个月都会在一起举行一次退休教师聚餐，在平时也经常互相打电话问候。
  我们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比如我们同在一家幼儿园职教几十年，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寡居家中等等。但我们不需要参加那些“寡居社团”，因为我们的退休教师联谊会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切心理上的安慰和生活交流的机会。我们最初由11个人组成，现在变成了10个人，其中1个最近去世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1990年之后退休的，而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们拥有了这样一个小组织。我们经常一起到郊外野餐，并常常有人在家中邀请所有人一起吃大餐。
  我们经常参加彼此的家庭晚宴，当某人的儿女结婚时，大家也会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们在一起畅所欲言，包括回忆在学校里的旧日时光，我们各自排演的校园戏剧，以及自己的老友和往事。此外，我们教过的那些孩子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
  我的丈夫弗雷德（Fred）有一个好朋友叫米尔顿·海因斯（MiltonHines），他们以前同在美联社（AssociatedPress）工作。他们相识的时候，弗雷德是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米尔顿30岁出头。当他们开始在一起度过下班后的时光，两个人已经从同事变成了哥们儿。多年之后，米尔顿又回到了校园，在那里他获得了社会工作学的研究生学位。在此之后他离开了美联社，开了一家私人公司。然而，弗雷德与米尔顿的友谊并未因为不在一个单位工作，或不再从事同一行业而中断。到今天，这份友谊已经走过了30个春夏秋冬。
  我们在美联社一起工作的时间不过四五年，但我们的友谊要比工作关系坚固得多。实际上，在工作中我们经常争执不下。记得有一次当我跟他交接班时他大发雷霆，因为我的失误使得他不得不熬夜加班，而这是他最讨厌的。
  我想我们之所以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懂得对方的喜怒哀乐，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敞开心扉坦诚相待，也是因为我们有着太多的相同点。我们分享着彼此对音乐、电影和写作的热爱，我们都是很有人缘的人，我们的想法出奇地一致，我们都活力四射，我们都在基斯麦斯的火烧岛拥有海滨别墅。我们的深情厚意是在分享彼此的心情、往事和沉浮人海的感受中，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如今，米尔顿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兄长和事业上的良师。
  格洛丽亚（Gloria）告诉我，她最亲密的7个朋友都是20年前当他们同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家银行工作时认识的，而今他们仍然经常互相联系。格洛丽亚最好的朋友苏西（Suzie）也是那时与她相识的，尽管苏西离开那家银行已经两年，而她们现在又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但她们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过了20年。对于为什么自己会把工作关系发展为私人友谊，并且日久弥坚，格洛丽亚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都在银行的人力资源部上班，因此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一起度过。个性各不相同的几个人碰到一起，简直是恰到好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时，大家更像是一家人。
  我们会为部门里的每一个成员庆祝生日，我们常买来馅饼与大家分享，我们经常策划一些搞笑游戏活跃气氛。此外我们还定期举办“海中女神”唱歌比赛，建立了部门最佳员工选拔机制，当然还少不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晚会。
  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离开了这家银行，但我们的友谊保持了下来。每年我们都组织多次聚会，有时我们会到其中一个人家中热闹一番，有时我们则会一起外出度假。我们彼此间的情谊不断升级，而记忆中也因此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而难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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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终结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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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人企业家安妮（Annie）今年已经60多岁了，多年来她一直保持着与劳拉（Laura）的亲密友谊。当年她们同在一家电子通讯公司上班，劳拉是安妮的黑人秘书。现在，她们早已不在一起工作，而居住地也相隔有1000英里，但安妮仍然这样评价劳拉：“劳拉是最好的，她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能与她做朋友是我的荣幸，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
  劳拉比安妮年轻20多岁，现仍在一家经济杂志社供职，而安妮则因为身体健康体力充沛而继续做一些兼职工作，她们平时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联络。
  与以上这些例子不同，由于友谊不仅仅由性格因素所决定，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会影响人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因此，还有一些人的友谊是在工作关系结束之时才开始的。比尔（Bill）就曾这样说，他与工作伙伴的关系从未超越办公室的界限，但他们相处得依旧十分融洽：
  我的工作在一个协作性很强的环境里，因此也曾有不少机会与同事成为好朋友，但由于人员的不断变更以及相关原因，目前在办公室我仍然没有朋友。但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大家不认可我这个人，仅仅是因为时间和环境的限制，使大家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变得很小。事实上，在工作之外我拥有着很多非常出色的朋友。我相信，我们确实是那种随时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关系，而由于距离得比较远，平时我们也只是靠偶尔一封电子邮件联络一下。
  当老友与世长辞
  2001年9月11日，遍及美国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东海岸工作的人，与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人们一起遭受了恐怖主义带给这个世界的巨大痛苦。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要去医治自己“生还者的自责”，因为他们的同事没能生还。
  在恐怖分子有组织的袭击之下，死亡已不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死亡，“9·11”已经成为了全体美国民众共同承受的大灾难。成百上千的原先在一个公司中工作的人们，如今已是阴阳相隔。而对未来有着美好憧憬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尚未正式开始，就成了恐怖分子炸弹中丧生的亡魂，使得世界更为“9·11”感到悲痛。
  悲伤原本是一种只有在人们独处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的私人情感，它往往猝然来临而又说不清来由。而这时，大哭一场，写一首诗，回忆一下往事，或是以已逝好友的名义建立一项奖学金，都是释放悲伤情绪的很好选择。我想，使得那些失去了现在的和曾经的同事的人组织起来的缘由是，他们曾在一起度过了人生中分分秒秒、岁岁月月，那些记忆虽然越来越远，却是那样令人难忘。悲痛总会过去，而曾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对逝者的怀念，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浓。或许，时间真的可以治愈一切，这可能也是疗治心伤的唯一办法了。
  当你的同事、客户或工作搭档与世长辞，你的悲痛程度取决于你与逝者从前的交往，以及对他感情的深浅，而这种感情往往超越了你作为他的同事、老板或商业合作伙伴的关系。马丁（Martin）是在六年级时与吉姆（Jim）成为好朋友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校区扩大地很快，以至于不得不租用教堂进行教学，于是整个六年级的孩子就被安置在了同一个教堂里。”42岁的马丁如是说。他现在生活在美国西部，是一位教育学家。小学毕业后，马丁和吉姆的友谊一直从初中延续到了高中。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了吉姆即将任教高中的那座城市，“马丁说，“那一年，我们的友谊有了质的飞跃。我们经常打电话或通信，有一次因为吉姆短暂性地失去了视觉（吉姆的眼睛患有癌症），我们还利用录音带进行交流。不过，那时候我们没通过电子邮件。”
  吉姆在28岁时，由于癌症引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马丁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的好朋友，但他觉得，除却疾病的苦痛，“他的生活很美好”。
  马丁还为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失去了挚爱好友的同事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怀念逝者：
  21岁那年我还在读大学，在业余时间里我会去一家疗养院的厨房做服务生，那时我的很多同学都在那儿做兼职。
  在我刚开始工作不久，一位60岁出头即将退休的女士忽然因病去世了。她去世后，大家发现了她留下的毛衣。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并没有人把这件毛衣送还给她的丈夫。每次大家到冷库去的时候总会为她拿着这件毛衣，就好像她仍和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一样，这样的情形整整持续了两年。
  在此不久之后，这家疗养院就被关闭了，大家在离去前才把这件毛衣还给了逝者的丈夫。
  我丈夫弗雷德与他最好的朋友米尔顿·海因斯曾在一起美联社工作过，直到2002年2月65岁的米尔顿因中风去世，他们的友谊一共持续了30年。弗雷德说：“尽管他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三年前，Crystal-Barkley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内拉·巴克利45岁的丈夫鲁弗斯（Rufus）被查出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已到晚期。因为心爱的人即将撒手人寰而悲痛万分的巴克利，正是在同事、朋友和家人无私的帮助下，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