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明之剿匪总司令

除了学术上的成功，王守仁因修炼养生术，而开始了对道教和佛教的探索。
    在道教上，王守仁又开始修炼铁柱宫道观里，自道长那里学来的“导引术”，也就是吐纳养生之法——再也没有拨乱反正的重任压在肩上，忽然间，所有事情似乎都独立在自己的人生之外了，王守仁修炼起来竟然如鱼得水，最后能如娄一斋一样，有了一些“预知”的能力。“预知”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是看心是否够静。人的很多本能，在俗世间蒙上了太多尘垢，只有真正静下来，才会找到这最初的本能。
    一次王守仁正在洞里修炼，忽然有种预感——有朋友来访了，于是他对仆人说：“你去把山下的四个朋友迎接一下！”，仆人都不以为然，决定下山验证一下，结果王守仁猜的人名都全部正确，众人十分诧异。
    对于这种预知的能力，连他自己也无法言状，不过他把这些称之为：“簸弄精神，非道也！”，就连动物都有预知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人类有这一份预知的能力也算不了什么大事。
    又有一次王守仁在杭州虎跑寺见到了一位禅师，听人说这位禅师已经闭关修炼多年，一天到晚坐着，一直闭目不语。王守仁看他却是嘴里一直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于是大声问道：“你这位和尚，一天到晚念念叨叨地在说什么？！”
    禅师大为惊骇！都说这位禅师长期参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经悟透生死，看破红尘。闭关修行的这年，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而王守仁却能听到他心里的话，这让高僧大有挫败感。
    王守仁请教了这位禅师关于“天理”和“人欲”的问题，问他是如何看破红尘，高僧则顾左右而言它，只是与他谈论一些他早已熟知的佛经禅理，他慢慢地失去了兴趣。而禅师也渐渐无言，双方陷入了沉默的僵持中。
    在这漫长的沉默之中，王守仁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他开口发问，打破了沉寂。
    “有家吗？”
    禅师睁开了眼睛，答：
    “有。”
    “家中尚有何人？”
    “母亲尚在。”
    “你想她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即刻的回应，空荡荡的庙堂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了窗外凌厉的风声。
    良久之后，一声感叹终于响起：
    “怎能不想啊！”
    然后禅师缓缓地低下了头，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
    王守仁站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严肃地说道：
    “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
    听到这句话的禅师并没有回应，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他庄重地向王守仁行礼，告辞而去，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禅师的身份，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
    王守仁终于领悟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
    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那位禅师不是高僧，僧亦为人，人即有情。说什么看破红尘，无欲无情，其实那只是被强行压制在心底，没有表露的机会而已。
    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便是圣贤之道！
    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即是人欲。
    王守仁问禅僧的那番话，实际上也是自己的体会——母亲和爷爷都去世了，这种彻骨的思念，自问无论如何都无法割舍的。
    情，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都是一种责任。如果免得了应承担的责任，那就不复为人，是人是僧已不重要，因为没有了“人性”，高僧跟植物人没有什么两样；既然免不了责任去不了情，又何必去遁入空门呢？
    天下万物本为一体——天理即人欲！
    王守仁开始看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局限性，就不再游移于佛教、道教等各种学说之间了，而是坚定的将自己的思想定位为“圣学”——将理论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中，将生活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知识。
    他开始正式接收学生，宣讲自己的“圣学”，门下渐渐网络了许多有志向的青年。与此同时，有位叫湛若水的人（广东增城），思路和王守仁如出一辙，两人彼此因为知己，阳明对湛若水的评价是：守仁立世三十年，未见此人。湛若水对王阳明的评价是：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俩人认为已经八股化了的理学，是为今之大患，“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因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从理学中突围出来，倡明真真正正的圣学，从此王守仁不再有曲高和寡的孤单感，这让他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最终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一种不间断的澎湃的激情中，心学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两年的假期一晃而过，收获的却硕果累累。
    王守仁欣然整理行装赶赴京城就职——这将是王守仁讲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好机会。
    弘治十七年，他受命主持山东乡试，又在亲撰的乡试录中论及“老佛当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提出“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等经世主张。
    王守仁以刑部主事的小官身份来任主考，面对的是到孔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孔门高弟，也大多出于齐鲁。人杰与地灵互生共长。王守仁要在这片“灵秀奇特”的圣贤故乡、实践学做圣人的夙志，也算来朝圣的一点“贡献”。
    最重要的是，终于可以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热血沸腾、一试身手的兴奋点。他此刻自我实现的意欲，跃马腾飞的冲动溢于言表。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儒学原教旨而不符合统治者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更为激烈，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有冲撞性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地主首领”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守仁这样出题非诛九族不可！从这一点来讲，不得不对孝宗朱祐樘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太老实了！
    王守仁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王守仁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
    另一题目也见王守仁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王守仁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