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明之剿匪总司令

夏天，庐陵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这就意味着秋收已经无望，更糟糕的是，由旱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水源枯竭，炎炎烈日，卫生条件跟不上，粮食跟不上，必然导致一柄流行。庐陵县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一点也不夸张。乡民躲避瘟疫如同躲避洪水猛兽，甚至连家人都不顾。
    天干物燥，火灾也频发，本来捉襟见肘，青黄不接的乡民，一旦遇到大火，成片的房舍就化为乌有，使得他们只有流连失所。
    穷山恶水多刁民，盗贼结伙成帮，趁火打劫。原本土著的盗贼们也时不时下山骚扰乡民，庐陵县的乡民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了。
    王守仁首先以道德相倡导，照顾病人掩埋死人，提倡相互扶持，要搞好环境。号召富人家出钱出粮，组织政府找医生行医。了解为什么火灾情况，街道狭窄，建筑紧密，楼房太高，重新规划民居，在不同地方设立水站，储水。保甲法，十户为一甲，村自为保。相互间关照。加强了民间的联防。同时发告谕，民风纯朴重要，让百姓教导好子弟，以仁义为倡导，养成良好的乡风，为人良善，这是幸福之本。
    这种道德感动法大约见了效果，瘟疫也不可能总再流行。不见再有类似的告示。这期间，他用更大的精力去解决行政问题。他搞了调查研究，访实了各乡的贫富奸良，用朱元璋定的老办法，慎重选定里正三老，让他们坐申明亭，进行劝导。同时他又发了一个告示，说:我之所以不放告，并不是因为病不能任事，而是因为现在正是播种季节，放告之后，你们牵连而出，误了农时，终岁无望。必将借贷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更大。你们当中若果有大冤枉事情，我自能访出，我不能尽知者有乡老具实呈报。他们若呈报不实，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你们还不相信我。未有德治先有法治，我不忍心。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则我也不能保护你们了。你们不要自找后悔。
    这回，震动了他们。来告状的有涕泣而归者。在乡下的有后悔胜气骂讼者。监狱日见清静。他还施行诬告反坐法，效果也很好。乱浑浑的局面结束了。"使民明其明德"的亲民治理法大见成效。
    他调过头来，治理驿道，杜绝任何横征暴敛的行为。遍告乡民，谁以政府的名义去乡村私行索取，你们只把他们领到县里来即可，我自会处置。还移风易俗，杜绝任何神会活动，告诉百姓只要行孝悌，就会感动天地，四时风调雨顺。他上任的这一年，亢旱无雨，火灾流行。王守仁象皇帝下罪己诏一样，说是由于他不称职，才获怒神人。并斋戒省咎，停止征税工作，释放轻罪的犯人。同时告诫全县百姓"解讼罢争，息心火，勿助烈焰。"他借此机会继续让人们安定团结，倒也罢了，若他真这么相信，便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最有头脑的人的头脑了。他是真相信的，因为他还告诫乡民不要宰杀牲口喝大酒，触怒火神。这是和董仲舒一样的逻辑，难怪有头脑的人浩叹:独时光的流逝与中国无涉!他的一些务实性的措施则至少证明他是真与百姓同心同德的，真与百姓"一体"相连的。这绝对难得得很了。
    他下令严防奸民因火为盗，勒令军民清出火道来。居民夹道者，各退地五尺，军民互争火巷，他亲去现场排板。有人说他偏袒军，他说你们太小瞧我了，军士亦我民也。他们比驻扎边疆的吃苦少一些，但也半年没口粮了。本官"平心一视"，对谁也不偏向。他还恢复了保甲制度以有效地控制盗匪的滋生和作乱。
    更难办的是对付上边。上边一味的追加摊派的名目和数额，搞得民情汹汹，他这个县官实在是两头为难。他刚上任就碰到的那个麻烦事并没完。吉安府派人下来捉拿管
    理征收钱粮的小吏。因为此地从来不出产这种东西，乡民怕成为"永派"才聚会请愿的。上上次就是几个主管的吏员赔了几十两银子了事，现在跟百姓要要不出来，再赔又赔不出了。不交，上边就来捉人。这成何事体?他给府里打了报告，请求减免。他的话说得很难听。他说单是岁办各种木材，炭，牲口，旧额不到四千两，现在增加到万余两，成为过去的三倍。其他公差往来，骚扰刻剥，日甚一日。再加上旱灾，瘟疫大作，比巷连村，多有全家而死者，幸存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日无虚夕。上级若不宽免，将有可能激起大变。他很动感情的说:不但于心不忍，而且势有难行。我无法称职的完成任务。"坐视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时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处下位?"他恳求当道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事之难为，宽免此项目。要抓人，就立即将我罢免，以为不职之戒。我"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这个人的风骨的确有过人之处。上下千载，象这样做官的不是没有，但也着实不多。明代固然比较多，但无耻之徒也着实多。王守仁考入仕版的中式文，就是论《志士仁人》，他是真诚的，把教养里的词藻当真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创立"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他的应试文真是用血写的:
    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贞天下之大节。
    承担纲常之重，"节"是根本。会天德之全，仰赖"气"之正大发用。不要官的人才能当好官;自然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未必是上司眼中的好官。
    他当官是汉代汲黯式的---"卧治"。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两拨千斤，抓住扼要问题，以点带面，攻心为上，感化优先，风流而治。但他还是觉得"烦"，不堪繁巨。也有人嘲笑他象大姑娘了。最后，他解嘲式的出来走走，也是到本地的风光区游览，寺院中小憩一下。这跟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也跟心态有关。他对尘世的繁华毫无兴趣。也没有一般当官即美的知觉系统。他总是焦虑，总难忘怀责任:"忧时有志怀先进，作县无能愧旧交。"能说大明帝国人才济济么?象这样的大才当个知县，而秉国者却那么缺德少才。他心里其实哭笑不得，但还要这样来"自觉"自己:"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他可惜自己这三年时间白耽误了，现在"逢时"可以出来干点事情，但在那样落后的地方，没有学习，没有进步---他这种人就是这样，每天都在追求日新日日新，却因此而总觉得没有长进。相反，那些固步自封的人却总觉得自己天天天下第一。---对自己不满意的心学家才是真正的心学家。这是他与其沾沾自喜的后学门徒的根本区别之一。他说自己治理繁剧的行政事物的能力不如古代的百里溪，而百里溪是法家，看来他不象纯粹的儒生那样排斥法家。他有点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劲头。
    知行合一，通常做一件事得先知道这件事，知道了才能做，知是在行先。这也是朱熹的观点。但像庄子说的一样，生也有涯，知也有涯，他觉得有问题。要知道才能去做，可能一生都不做。可能觉得知得不够。在王守仁看来，知与行是事情的两面。所以是合一的。像我们想写字，要知道写字的重要性，写字得磨墨之类是行。孝，知道孝不是说他懂得许多道理，懂得孝如何在嘴上讲不做能不能说他真的知道孝呢？不可以，所以，知道孝就得在行动上问候父母，去做孝事。才可以说他知道孝。从知与行的本来意义上来说本来也是合一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了解知道事件的知识达到实在的程度，一定要体现在实践中。对一件事情做到明白程度一定是真切的知识的体现。两者永远有机联系不可能分开。分开就不是完整的知识过程。知是开端，行是完成。这才有始有终。这确实是儒家思想中有渊源的。像孔子在论语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未有学养子而后嫁也。”这就是合一说的源头。
    他的公馆旁边就是寺院，他理论上要排斥社会上崇拜佛老的风气，内心里却喜欢寺院道观的肃穆气象。有一次，他去本县的香社寺，本想去午休，结果寺院隆重其事，"佛鼓迎官急，禅床为客虚。"要排大老爷的马屁，他却觉得很可笑。他感兴趣的是山光水色，是花开花落所包含的生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