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明之剿匪总司令

正德五年（1510年）十一月，做了七个月庐陵知县的王守仁，奉命到北京朝觐，官复原职为兵部主事。此后职位频繁变动，又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
    回顾从贵州龙场的深山老林回到自己熟悉的仕宦环境，身边又多有弟子和师友，使他有时间和条件琢磨切磋，深化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在京师兴隆寺，他结识黄绾为友。又与湛若水比邻而居，一同论学。拜他为师、听他讲学的人日渐增多，连官位居他之上的方献夫也来从师受教。王守仁与他们讲述在学风上沉溺于训诂、考据、辞章之学的害处，探讨重在身心的道德修养工夫。他时而分辨朱熹与陆九渊之学的不同，时而阐明儒家经典《大学》注重道德实践修养的宗旨。对而倡导“静坐”，希望学生在静默沉思中扫除心中的邪思杂虑，体验一下自己在龙场悟道时曾经有过的那种坚定似磐石，静寂如清水般的心境；时而又强调“省察克治”，说明在进行道德修养时对待心中萌生的私念要像猫捉老鼠一样全神贯注，毫不留情，“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不让它有丝毫得逞的机会。
    自离开龙场，转眼又过了六年，王守仁一面为官，一面进行学术探索，辅之以授徒讲学的实践，丰富和发挥了原有的知行合一思想。但“知行合一”，毕竟是他在谪居龙场那种特殊情境下的个人身心体验，很难用言语向学生讲得清楚，更不容易被那些终日居深宫大院，死读诗书，录章觅句，名利熏心，一心仕宦的庸僚们所理解。
    王守仁发现，知行合一渐渐陷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探讨，静坐修养又使一些人流入空虚，助长了不重实践的习气，全役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于是又提出“事上磨练”，想直截了当地告诉弟子，道德修养不能光靠读书知解，须有一番真诚的“克己”工夫。“事上磨练”，作为“知行合一”的一种补救说法，也许当时并没有被学者广泛注意。但在王守仁自己，后来又确实有着一番事业上磨练的经历，“致良知”的思想之所以提出趋于成熟，正是由于他有着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磨练”历程。
    正德十一年，王守仁被兵部尚书王琼举荐升任右金都御史，巡抚南康、赣州、汀州、漳州等处。当时，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交界处山深林茂，地形复杂，起义军山寨林立，形成浩大的声势。谢志珊称征南王，与蓝天凤、钟景据横水、左溪、桶冈等寨；池仲容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浰头立寨。两支队伍互相呼应，活跃在赣粤边境。此外，还有大帽山詹师富、大庚陈曰能、乐昌高仲仁、湖南龚福，他们各占一方，相互连成一片。
    起义军占地夺田，攻打州县，造成明王朝的一方之患。他们有的白天下山耕作，晚上各回山寨；有的与当地百姓联系密切，靠百姓传递情报，提供掩护。往常官兵“围剿”，都是未等出动，他们早已先得消息，隐蔽起来。待官兵一走，他们马上又活动起来，真是神出鬼没。闹得大小有司，束手无策，官兵迎战，未等对垒便望风而逃。有一位巡抚，竟因此忧惧不安，告病辞职了。
    明代时，赣南包括了赣州、南安两府，在明初的行政上属江西布政使司管辖，弘治八年，为了应付镇压闽赣湘粤四省交界地区的流民盗贼活动，明朝廷在赣南地区设立南赣巡抚，统辖以上四省的边界地区。《明史》中记载此事如下“明年起督南赣军务，南赣巡抚之设至南始”南赣巡抚的辖区时有变动，最盛时曾经管辖江西的赣州、南安两府，广东的韶州、潮州、南雄三府，惠州之平远、程乡二线，福建之汀州、漳州二府及湖广之郴州，但赣州、南安两府隶属南赣巡抚则一直未变。
    赣南位于江西南部，其东、西、南三面与分别福建、湖南、广东三省接壤，地处万山峻岭之中。在明初及以前，一直给人以“地旷人稀”的映像，“地大山深，疆域绣错”，“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杨士奇在任石城训导时曾经形容
    “赣为郡，居右江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兆，或行数日不底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险急，摊石如虎牙森立。……是以会府优视之，于赋役百需，常半减他郡”。
    洪武年间安远典吏杨霄远亦言
    “臣待罪安远，知安远一兴一废，立县者三。又细访县中，不闻大姓，且少百外年之家，臣实不解其由。及行查乡曲，一望林峦，非拾级登峰，丹崖绝壑，鸟道羊肠。臣不禁涕涟，寸心入碎。乃知安远者，万顷山冈一线田已矣！”
    从上描述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赣南明显是尚未开发完全的山区景象，瘴气毒雾遍地，人口稀少，数十里不见民居。但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情况逐渐得到了改变，人口增多，耕地增加，改变的原因主要是流民的到来。
    明代中期以后，农民赋税负担日趋加重，加上自然灾害等，使的大批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沦为流民，到英宗正统时，出现了全国性的流民。运动，而赣南由于“地旷人稀”，仍有大量未开垦的荒地，成为了当时流民活动的重要场所。而实际上在明初，人民的流动和迁徙都是受到限制的，如正统二年就曾经规定
    “(流民)若团住山林湖泺，或投托官豪势要之家藏躲，拒抗官司，不服招抚者，正犯处死，户下编发边卫充军，里老窝家知而不首及占吝不发者罪同“
    虽然明代民间自发而形成的流民活动属于非法，明中期以后众多流民还是冲破了官府的限制。成化年间，流民便开始陆续进入南赣地区，“（闵珪）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进广东按察使。久之，以右佥脸都御使巡抚江西。南赣诸府多盗，率强宗家仆”这里的“强宗家仆”，应该就是自外地逃奔而来的流民。而“地方大户并各屯旗军，多有招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往往相聚为盗，劫掠民财。……（流民）不计于版籍，身不役为差徭，出入自由，习成野性。往往强劲，多是此徒。”可见，赣南的大户已经招揽附近的流民为佃户，不过这些流民的到来却“往往相聚为盗贼”，转化为地方强盗。据曹树基的研究，这些流民成分复杂，并非来自于同一个地区，但大致而言，以来自粤北、赣中和闽西为多。到了正德年间，赣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众多官府控制不到的“贼区”，如南安府的情况如下
    “随据统兵官员并乡导人等呈送，自本年正月蒙本院抚临以来，募兵练卒；各贼探听消息，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各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种，夜则各遁山寨……该本道查得上犹县附近巢穴，则有旱坑、茶潭等巢，南康县则有长龙等巢，大庾县则有狐狸坑、船坑等巢；多则三五百，少则七八十名。”
    而赣州府南部的安远、信丰等县情况更加严重。
    “臣所管辖地方俱系江湖闽广边界处，高山大谷，接岭连峰，昔人号为盗区。然其最剧莫如黄乡新民。其地属赣之安远，名虽一乡，实比大县，中间大帽山一山，环绕三百余里。正德年间何积玉、朱贵、强风等恃险凭高，巢窟其中，因而剽掠居民，攻陷城邑，害及四省，未暇悉成。”
    从上面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当时赣南地区南安、赣州两府流民为盗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一方面流民的到来加速了赣南山区的开发，他们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和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使的赣南山区村落增多，人烟渐密，明代以前“地旷人稀”的生态面貌得到了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大批流民“昼则下山耕种，夜则各遁山寨为贼”却造成了当地治安的恶劣，官府疲于对付各大大小小的流民武装。更为严重的是，为盗之分的蔓延已经使的当地几乎出现了民和盗不分的情况，实际上，当时赣南并非所有的盗贼都是流民，其中也混杂着不少当地的里甲编户和明代以前就居住于此的“畲”、“瑶”等土著。
    经历了牢狱之灾，以及颠沛流离的生涯，王守仁处于一种极度矛盾之中。首先自己已经身患肺病，如果再深入到潮湿的瘴气之地剿匪，不知道还有没有命回来，其次祖母年事已高，真是该尽孝的时候，于是王守仁上书一份请辞报告，就回浙江老家去了。
    但是朝廷给王守仁下了三道指令，敦促他即刻赴任，不得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