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人大宋的事

  历史再一次证明人性的复杂与多元，单纯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并不存在。
  西夏建国时就有意模仿宋朝官制，例如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史台管理监察弹劾，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降，等等。
  这些模仿，因为是国家机关的名称，你用我也能用，还算说得过去，最绝的是管理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衙门干脆就叫“开封府”，把宋朝首都的名字直接就拿了过来。
  在官员的任命使用上，元昊很能放得开，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只要有才能，别说是地方官，就连中央机构里的中书令、御使大夫、侍中这样的高级领导都可以担任。在这一点上，他比宋朝皇帝强多了，在宋朝政府明文规定“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明显的有大汉族主义的成分在里边。
  而元昊即位后，任命了一批官员，仅从名字上看，其中汉人居然占了大多数，但是都为文职官员，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军队的主官都是党项人。这是元昊唯一没有对汉人开放的权力领域，他深知军权意味着什么，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军队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
  元昊知道党项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低，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西夏除了大力兴办蕃学，培养本民族的人才外，还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和知识分子，在他的高级参谋里，大多数的都是汉人。
  这就给了许多不得志的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张元、吴昊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
  张元、吴昊是宋朝永兴军路华州（今陕西渭南东）华阴县人，地地道道的汉族人，后来却跑到西夏去“谋发展”。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后来入西夏时改的，原名不见于正史，因为当初他们在宋朝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卒，到了西夏之后才展露才华，当上了高官。
  这张青年和吴青年才华横溢，而且很有抱负，认为自己能干一番大事业。年轻人有些才干，难免有时眼高于顶，少年气盛。但二人本质不坏，性情直爽，有西北汉子的豪放坦荡，尤其是张元，常“以侠自任”，干了不少助人为乐、行侠仗义之事。
  人以群分，从他二人的朋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为人。
  他们和同乡姚嗣宗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高谈阔论。
  这个姚嗣宗字因叔，性情也颇豪放，喜欢议论军事，后当过华阴知县。在他当知县的时候，曾陪同上司陕西都转运使游览华州西岳庙，庙里原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高大雄伟，在上面还曾建有牌楼，在唐末时毁于黄巢战乱，转运使先生看到这个残碑感慨万千，说：“好一座石碑，可惜不知被谁给毁了。”
  本来转运使也就是句感慨的话，可偏偏姚嗣宗就接上话茬儿说：“是小贼放火烧的。”
  转运使先生以为是最近的事，就问道：“县里为什么不去收捕这些草寇？”
  姚嗣宗回答：“县里兵力不足，无法与贼寇争锋。”
  这位转运使火了，斥责道：“无法争锋？那国家养你们这些县官是干什么吃的，不会想办法吗？再说了，是哪个贼人这么厉害？”
  姚嗣宗恭恭敬敬地回答：“人们都说这个贼人的名字叫黄巢。”
  转运使顿时哑口无言。
  有的史载说这位转运使是李参，有的说是包拯，都是当时的名臣。可任你学识再渊博，也不可能事事都了解，不知道这段往事也很正常，可姚嗣宗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露痕迹地揶揄了他一把，虽说无伤大雅，可毕竟有着很重的嘲弄意味在里面。幸好那位转运使心胸豁达，没有打击报复他。
  这种目无余子的人很难在人人都自视甚高的大宋官场混明白，姚嗣宗最后也没能显贵。
  张青年和吴青年也没能通达，科举屡屡碰壁，因此郁闷至极，他们经常借酒消愁，然后写诗发泄怨气，姚嗣宗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张元也曾作咏鹦鹉诗：“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此中已有另攀高枝之意。
  但他们不甘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母国，还想最后一搏，便学班超去投笔从戎。当时正值元昊加紧称帝建国的步伐，宋朝也嗅出了不安的味道，西北边境也在准备应变，自负有王佐之才的张、吴二青年想抓住这个机会谋取晋身。
  来到边境，心高气傲的二人不甘心低声下气地去拜见官员，就找人刻了块石碑，凿上自己写的诗，雇人拉着成天在大街上转悠，想以此来造成轰动效应，引起边防高官的注意。还别说，这招挺好使，边帅还真召见他们了，但谈了一番话之后就没了下文。
  张、吴这二位，干等了好多天，知道不是科举出身的自己不受重视，想在大宋出人头地是没指望了，最后下定了投奔西夏的决心。但人都是有感情的，故国难离，他二人在项羽庙泪如雨下，高歌三天，慷慨悲凉的歌声绕梁不绝。
  正所谓亦哭亦歌奇男子，两人自负奇才，却屡次不被赏识，不知道是二人的不幸还是大宋的不幸。
  痛哭一场之后，二人偷渡边关，进入西夏，一路跋山涉水，在景祐四年（1037）来到西夏都城兴庆府。二人故伎重演，不去求见西夏高官，而是成天在城外的一家酒店酗酒，喝得昏天黑地之后就在墙上来点“涂鸦”，写上“张元吴昊到此一游”之类的东西。
  此时他们已把姓名改为张元、吴昊，故意用了元昊的名讳，再加上他们到处在墙上题名，果然引来了西夏人的注意。不过，他们不是被客客气气请去的，而是被巡查的西夏大兵一根绳绑到了官府。
  元昊听说有如此胆大妄为的人，就想亲自见见，见到这二位后，元昊斥责他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触犯我的名讳，你们看来是活腻了吧？”
  张元、吴昊并没有像元昊想象的那样害怕，反而冷笑两声，说道：“你连祖宗留给你的姓都不在意，怎么就在意自己的名字呢？”
  这话一入耳，元昊僵在了当场，因为他此时还在姓宋朝赐给他的赵姓。元昊毕竟是一代枭雄，很快就恢复常态，微笑着看这两位，他已经明白这二位是有为而来。
  元昊留下张元、吴昊长谈一番，觉得二人确实不凡，就马上赏下官职，二人梦寐以求的富贵，终于在西北边陲到手了。时间不久，元昊还派人偷偷地把二人的家眷接到西夏，二人对元昊更是感激。
  被宋朝弃置不用的这二人，不过是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的一个缩影，元昊在这些汉族人才的辅助下，在第二年称帝，他称帝建国不久，就任命张元为中书令，吴昊也被重用。
  要说西夏的中书令有职有权，相当于宋朝的参知政事，不像宋朝只是一个荣誉虚衔。张元当上了副宰相，一步登天的他对元昊感激涕零，从此就把自己彻彻底底、从里到外地卖给了党项西夏。
  张、吴二人对元昊在大政方针的制定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史称“夏人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这二位对宋朝不重用自己，始终窝着一肚子的邪火，总想狠狠报复一下，能把大宋灭了最好。
  他们竭力鼓动元昊独立，给他讲历史上匈奴人刘元海、前秦氐族苻坚和鲜卑北魏的功业，其实不用他们说，元昊早就有这个心思，但他们的话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
  张元不仅在语言上煽动元昊称帝自立、夺取宋朝领土，还亲自操刀制定了对付宋朝的战略方针。他对元昊说：“先夺取关中，据山河雄关之险，对宋可攻可守，大占主动。然后再联合契丹，让他们进军河北，我们两面夹攻，宋朝首尾难顾，只好听任我们的宰割。”这条计策绝对称得上狠毒阴险，假如辽国撕毁和约挥兵南下，党项西夏兵锋东指，整天不思武备的宋朝存亡还真就难说，也许靖康的那一幕就会提前上演。
  张元、吴昊的遭遇本来让人扼腕叹惜，可他们在投靠异族之后，竟想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为代价，来发泄自己的个人怨恨，这种做法实在是十足的小人行径。
  元昊的野心再加上张、吴的策动，夏宋战端再起。
  刀剑铿锵中，流血的不仅是宋朝，西夏也在不停地流血。
  张元还曾亲临前线出谋划策，在1041年（宋庆历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的好水川之战中，他还跟随元昊参与机谋。这一战宋军损失惨重，大将任福以下几十名将校全部战死，而战后张元在界上寺壁题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面对同胞为保卫家园而流淌的遍地鲜血，张元洋洋得意地在诗后署名：“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有人替张元辩解，说他不是汉奸，对比流血牺牲的大宋将士，真不知道张元不是汉奸还能算是什么东西！
  好水川之战后，张元建议元昊出兵渭州，深入关中，待机攻取长安，他说：“宋朝最精锐的部队都部署在边境一线，关中地区并没有防备。我们以大量的部队沿边骚扰，使宋军精锐不敢离城，然后寻找时机大胆穿插，只要取得潼关便可关门打狗，长安则唾手可得。”
  元昊采纳了他的意见，发动了定川寨之战，取得胜利后挥军杀入渭州境内，连续攻破栏马、平泉二城，西夏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宋朝百姓苦不堪言。
  出这条毒计的张元一路随军前进，不知道他看到百姓如此悲惨有何感触，估计他感到的是报复泄恨的快感，看看他替元昊做的露布（就是布告）上，兴奋地宣称“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借元昊之口表达了奸计得逞的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