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事实上，建国后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始终应和着主导意识形态的询唤，与历史科学提供的理性交相运作，成功地构建了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相辅相成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理性的、观念化的历史意识和感性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共同作为权威历史话语，完满地解释了上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得出了合乎主导意识形态的历史结论，从而构筑出一道完满整齐的权威历史话语链。离开了权威历史话语的阐释，我们得不出关于这段历史的其它结论。
摩  罗  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实际上就是“战争文学”，因为共产党诞生于动乱年代，又是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所以写这一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把注意力投到了枪杆子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正如你所说，这种战争文学，它的基本出发点就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提供解释性的感性图景，这就意味着它一开始就没有获得文学的立场而只有观念的立场。这就决定了它很难按照文学规律真实丰富地表现战争，而只能按照观念的制约对战争作削足适履的处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战争的最基本认识是把它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并判定正义战争是革命的神圣的善的从而是红色暴力，非正义战争是反动的残酷的恶的从而是白色暴力。这种解释故意忘记战争作为暴力本体的存在，对它的实质（反人道的暴力竞赛）、形式（屠杀生灵毁灭人文成果）、意义（精神创伤）不置一词，直奔政治功利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标准完全没有人文依据和道义依据，究竟谁正义谁不正义完全没有论证的余地而只是按照成王败寇的原则由王者一口指定。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中国作家写了几十年战争，其实连战争的边还没摸着。他们没有可能去关心战争事实而只是急功近利地从中寻找所谓的革命诗意。这就好象一个摄影家要给某棵柏树照相，却只把镜头对着横陈在瓦砾上的柏树影子按下了快门。他凭此给人们解说柏树的形象和诗意，实际上他的照片只是影子的影子。我们的作家所写的，实际上是政治功利主义给战争投下的一个影子，他们的作品当然就是影子的影子了。
刚刚过去的时代没有给文学创作留下多少可以施展手脚的空间，更不可能给直接为一代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提供形象论证的战争文学留下什么艺术空间，所以，作家们或曰写手们都蜷蛐在那个特定的观念模具里，不写战争对日常生活、对文化、对生命的摧毁，或者只是出于写作技术的需要，安排白军火烧民宅、强奸妇女，由此过渡到红军对白军的正义而又辉煌的打击、惩罚和消灭。——这里不能用“屠杀”或“杀戮”，而只能用“打击”、“惩罚”、“消灭”，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战争的诗意正是从这打击、惩罚、消灭中生长起来。致于对战争的人文反思、人道批判、人性悲悯，则完全找不到。这种文本只是假文学之名而存在的意识形态教科书。可以用“非文学的立场，反人性的效果”概括它们的特点。既然正义战争就足可以成为蔑视生命、蔑视人的价值和人性尊严的理由，那么任何别的东西也同样可以成为这样的理由，只要你按照功利需要给这些东西赋以正义而又神圣的名义。这不但剥夺了文学的生存空间，最终会导致剥夺人的生存空间。为了拨乱反正，我们不禁要追问，“革命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历史记忆的错位：暴力因涂上红色而神圣化，
被遗忘的是对人、人性、生命和死亡的关怀
罗  岗  任何对往事的关注都与对现实环境的认识紧紧相连，而对历史经验的诠释，也必然要受到当时价值观的笼罩。当代中国文学对“革命”形象的建构，正是为了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它直面着历史进程中的现实，同时又巧妙地绕过了历史与现实本身。这类作品往往具有激昂的基调、质朴的风格和鲜明的思想性，基本主题是歌颂革命战士的豪迈气概和英雄人们的无私品质。它们常常把革命年代中最能考验人意志的时刻当作衬托背景，把塑造革命者的英雄精神品格作为艺术功利目的，通过英雄神话的构筑来激发人们的斗争意志。在五、六十年代大批制作的过程中，这类作品已经建立了情节演进的基本模式，人物形象的固定特征，即已经具有了可资遵循的创作轨迹。模式化创作的目的在于塑造人民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记忆，启发他们对当代现实的浅性理解。这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想象“革命”的起点，成为了革命历史题材本身参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缺席”的在场者。
摩  罗  历史只是我们按照线性时间观念对过去时态的人文事件的总和的一种称呼，实际上历史并不意味着过时或消逝，它永远与所谓现在构成共时性存在，并且与现在一起，决定着未来的走向和面貌。然而，与现在构成共时性存在的，不是历史的全部，主要是为我们所记忆（包括潜意识中的记忆）的那一部分。我们根据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记忆方式，不但可以推断出这个民族当下的价值眼光和人文状态，而且可以推断出它的未来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应该特别关注对民族历史的记忆问题。鲁迅在思想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完全改变了对五千年中国史的描述方式和记忆方式，这么伟大的工作竟是用“吃人”二字完成的。这个判断使得历史的性质和意义有了全新的呈现，而且暗含了中国应该努力走向一个“不吃人”的未来的指示。可以说鲁迅是仅用“吃人”二字就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方向和历史方向的人。
有点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战争文学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战争的记忆说明了什么吧。战争的本质是暴力。它是人类的征服欲暴力欲在无可疏导和转移的压抑中的爆发性喷放。无论引起战争的诱因是什么，它终究是人性黑暗和人性痛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压迫和政治暴力的集中表现。战争的基本形式是杀戮。在战争中，人们的暴力欲转换成胜利欲，而胜利的唯一保证是将敌军和支持同情敌军的人悉数消灭。当胜利成了战争的直接目的和最高目的，别的一切都成了手段和工具。人的肉体是工具，许多伪文学作品所极力宣扬的所谓革命英雄主义也是一种工具。两军相遇时，首先要取消对方的人性因素，把他们看作非精神的存在，比如看作“敌人”“匪徒”“反动派”，或者看作“官军”“叛军”等，总之不把对方看作“人”，这样才有利于自己实施杀戮。接下来必须取消自己的人性因素，把自己看作非人文存在，看作取胜的工具和屠杀的机器，这样才能无比勇敢地冲锋陷阵，才能连杀千人也不会手软一回。战争对于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性的否定，是如此残酷如此彻底。它是人类苦难中最深重的苦难。它是全面地破坏人类的人文存在的一种反人文的人文现象。它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创伤构成人类最惨重的记忆。
可是，我们的战争文学，几乎象战争本身那样漠视人和生命。作家们甚至站到了将军的立场，用功利主义的眼光凸突那些战争英雄，甚至按杀人的统计数字的大小，来排定英雄的高低，选择作品的一号人物或二号人物。这是如何可怕的“文学创作”，连文学本身也变成了非人文存在。他们如此毫无保留地美化战争、歌颂战争、制造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神话。他们这样地记忆历史，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样的未来？
罗  岗  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历史基本上是由一系列的战争构成的。但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文学中，“暴力”的面貌被巧妙地涂改了。他们对杀戮与死亡的文学描写，不是为了激发人们对血腥暴力的恐惧，也不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生命毁灭的震惊。死亡经过党和阶级意识的再定义之后，成为了充满道德色彩的牺牲或惩罚。一方面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悲壮英勇，正如由《红岩》改编的电影所显示的：在烈火中永生，生和死的关系在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中得到确认；另一方面是“阶级仇、民族恨”喷出的怒火，杀戮成了末日审判式的仪式，敌酋往往在最后的垂死挣扎中被击毙，这种行为超出了战场厮杀的意义，而更象一场正义的宣判。《红旗谱》中父子相继的仇恨，之所以能成为小说叙述的根本动力，是因为“血债血还”的复仇逻辑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阶级意识结合后，共同完成了对“红旗谱系”的描绘。纯粹的“暴力”似乎从文本中消失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遭放逐的其实是文学对人、人性、生命和死亡的殷切关注。五十年代初，文艺界开展了对小说《关连长》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批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从根本上规范了文学对“革命”与“战争”的想象方式和表述途径。
“文革”结束后，权威历史话语得到修正。有一批作家就依据修正了的权威历史话语重塑历史。譬如黎汝清，写了《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等以党史、军史上重大事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依然把为权威历史话语营造感性化的历史图景奉为写作的最高法则。而另一些作家，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的冲击，使他们获得了对历史的个人性的新认识和新体验，他们要将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体验写入作品中，就不可能再沿用旧的想象方式和表述方式，而必须找到新方式来重新想象和表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