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重新”想象和表述的过程当然包含用新的认识和体验对权威历史话语的质疑，以及对新的历史话语的确认，更重要的是重新“想象”和“表述”意味着用新的文学话语重构历史价值和审美秩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暴力”像所罗门瓶子中的怪物一样，被释放出来了。
摩  罗  记忆的对面是遗忘，描述的对面是遮蔽。我们既然记忆了暴力杀戮的诗意，当然就遗忘了战争对人的摧残和凌辱，遗忘了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文学既然要描述暴力英雄主义，就理所当然地要让暴力主体充当文学的对象。选择什么样的人群作为文学描述的对象，决定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基本面貌，用什么样的方式描述这些对象，则决定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精神气质。在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世代农耕者和手工者这些普通劳动者之外，出现了三个各具人文特色的群体。一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再象古代文人那样只在孔孟老庄和纲常伦理中寻找文化生机，而是在世界背景中吸收各种文化资源，探究民族的振兴之路和人性解放之路。二是虽不成熟却正在日趋庞大的工商企业家集团，他们的工作使得古老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性的松动。三是在这种社会松动中迅速膨胀的流氓无产者队伍，这支队伍象洪水一样骚动不安变化无定。他们最后大致地有了两个去向，一部分投到了工商企业家身边，成了中国最早为市场生产的工人，另一部分则投入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红红白白各色各样的将军的麾下。他们的暴力倾向和舍生忘死冲锋陷阵的能力大大满了将军们的战争需要。他们在长期的战争中迅速成长起来，集结为一个个庞大的将军集团。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蒸蒸日上使得知识分子集团在下半个世纪普遍陷身于集中营（或监狱或牛棚），身心受尽凌辱，工商企业家集团更是迅速全军覆灭。前几天我到图书馆仔细阅读了二十世纪中国将军们的照片。用不着分析他们的文化性格、社会来源、心理结构，单单看一眼他们的面目，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我向来用很灰色的眼光理解二十世纪的社会动荡，可面对这些声名显赫的将军们的照片我还是震惊不已。余英时说中国每到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流氓无产者就迅速上升进而支配着民族的命运。我们真该站在泰山顶上恸哭百年，不是向着苍天，而是向着这片苦难的大地。在上半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同时把笔触向了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他们一面企图从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更多的人性觉醒和觉醒后的力量，一面企图从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的关系中找出民族命运的新希望。可是下半世纪局面大为改观。知识分子被命名为牛鬼蛇神，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工商企业家因为是剥削阶级，当然也得从文学中出去。普通劳动者多半比较落后，属中间人物，也不宜多写。在文学上唯一能够多多出场的，究竟是什么人也就一清二楚了。在战争中形成的那种战时意识形态，那种以夺权压倒一切的功利主义倾向，都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下半个世纪。在夺权中发生过效用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地要为巩固政权继续发挥效用。他们之所以要和平时期的文学突出那样一种暴力英雄主义，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要这样记忆历史，乃是从极为相似的现实需要出发的。
就这样，通过革命英雄主义的文学描述，把暴力倾向凸突出来，让它的神圣性和功用性同时烙进民族的记忆深处。与此相关的另一面是，暴力所加给人们的人格凌辱和精神创伤却被遗忘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也被遗忘了。漫长的战争对于民族的生机和国民的精神的扼杀已经够为惨重，可是这还远没结束，还有这样的战争文学对民族的生机和国民的精神进行二度扼杀。这样的惨剧是该继续下去，还是该遏止？至少该一边继续着，一边也出现一点反思吧？
暴力主义的深渊：暴力刺激与暴力反应的
循环；一代暴力写手共处文坛
罗  岗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XERO）一书中专门讨论过“法国革命式写作”。这种写作的特点是语言运动与鲜血横流直接联系，以戏剧夸张的形式说明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流血代价，从而使写作成为革命传说的实体，使人们震摄并强制推行公民的“流血祭礼”。他说：“法国的革命式写作永远以流血的权利或道德辩护为基础”。中国的革命式写作与法国的革命式写作尽管有许多差异，但流血的冲动与道德的寄寓同样潜藏在文本的深处。莫言的《红高梁》写的是土匪抗日的故事，当年很多人赞扬它蕴含着质朴的乡民在倭寇侵凌下所凝聚而生的威武不屈的民族尊严，由乡土之爱中升腾的抗暴精神。说莫言将文字创作的生命原则推向极致，让原始生命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高扬。今天看来，这都是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莫言小说的“暴力”倾向，特别是他的《红高梁》系列，不仅将性、革命、暴力和生命力不加择别地在故事层面纠结在一起，而且由此成就了一种所谓“爆炸”式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形态，其实是多年来被扭曲的“革命”记忆的变态释放。这一点在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影片的结尾，“我爷爷”在仰拍镜头中，一身泥泞，遍体夕阳，如同一尊铁铸的雕像。在一次象喻性的日蚀之后，只有血红、近于黑色的高梁在狂舞。细心的观众或许会想起二、三十年前，同样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是《红日》，或是《烈火中永生》，同样是阳光照耀下的战争场景，同样是钢浇铁铸般的英雄雕像，可是，烫人的红色却有了迥然不同的意义。
摩  罗  莫言的暴力描写，曾使我震惊。一个作家能让读者产生生命的震惊，这应该说是一种成功。可当我从中国作家的文字里读出了一种普遍的暴力描写瘾时，我的震惊中审美意味就立即消失，而变成文化发现式的震惊。狂人从中国文化中读出“吃人”二字时，那是决没有审美快感可言的。在“三红一歌”所代表的那一大类作品中，《青春之歌》是最有条件避免暴力模式的。主人公林道静多少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色彩，她在反抗家庭的过程中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卢嘉川的革命热情和余永泽的学术热情在她面前构成较大的张力，她应该从这里产生比暴力更为丰富的诗性感悟。然而作者杨沫没有这样做，而是按照时代流行的思路，让林道静一点一点地离弃暴力之外的事物，一头扎进暴力革命的怀抱。
有趣的是，促使我反思这一点的是一部古代小说。去年暑假，我为了辅导侄子们读《水浒传》，随手翻弄过几次。有一次翻到了武松在什么楼杀仇人。武松不但杀了仇人，还把在场的每个人都给认认真真地杀了，一个也不放过。又一次翻到法场劫宋江那场戏。李逵在杀败官军后，沿着浔阳城（今九江市）临长江的街道逃跑，他抡着板斧一路逃一路杀，见一个杀一个，那么一种沉溺其中乐而不返的陶醉相。最可奇怪的是作者。作者描述这些时，表现出比武松和李逵更加入迷的精神状态。他那份发泄，那份贪婪，那份如痴如醉的享受感，那种“天人合一”的自我消融感，给了我强烈刺激，叫我无法忘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为什么竟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呢？把施耐庵（或罗贯中）们与梁斌浩然们与莫言们联系起来，构成了一脉相承的精神链。他们的心理结构暴露了中国文化的某种秘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极其冷酷无情，极乏人文气息。无论是就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而言，还是就日常生活形态而言，内中深藏着对于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于人性的敌意。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普遍的暴力倾向，就是在这种敌意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最后与这种敌意形成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恶性循环。
我们跳开这种力不从心的文化分析，把注意力投到经验生活中来，可以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例如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次书，或者到医院去看一次病，在这么简单的两件日常活动中，也许就会遇上十次粗鲁无礼、问而不答、冷脸、怒目、喝斥、谩骂等等各种各样的刺激，每一次这样的充满暴力色彩的刺激都会在受辱者内心种下一颗暴力的种子，我们的生活又十分缺乏发泄郁愤抚慰创伤的机制，只能任这暴力的种子在人们的心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悄悄积蓄。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这种暴力积蓄就以爆发的方式喷涌而出，造成巨大的毁灭和灾害。每一次农民起义和流氓无产者的造反都可以作如是观。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无可遏止地表现出的暴力倾向，既可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也可以看作是对暴力刺激所作的心理反应——只不过按照作家的固有方式他们是用文字而不是用枪炮来实现这种反应。
说到这里，我已经消解了刚才对暴力倾向的批评，我对中国作家的发泄欲达到了完全的理解和同情，因为造就中国作家的这种文化，也以同样的方式造就着我。这样看来，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学创作，而是我们的一切文化创作和精神指向都不得不葬身于暴力主义的宿命之中。谁能抗拒得了文化的塑造和现实的刺激呢？
罗  岗  现实的刺激反复激起作家们书写暴力的企图，这种企图又演变为绵延不绝的暴力书写——极有可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