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其二，孙权情愿依靠、重用毫无根基的淮泗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根植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陆逊是江东大族的主要代表，故孙权必欲剪除之。其三，陆逊深受儒家文化熏染，其政治思想与主张法治的孙权存在严重的差异。
  对上述看法，笔者皆不敢苟同。《世说新语·赏誉》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陆逊传》中陈寿赞云：“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由此可见，三国时期陆氏家族的“忠”是著称于天下，传为美谈的。孙权“任才尚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知人之明，他怎么可能怀疑“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三国志》卷五十九《孙登传》。的陆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呢？至于孙权晚年欲重用淮泗集团，打击江东大族，其理由亦不充分。淮泗集团的首脑人物为张昭，张昭为江东元老大臣，孙策临终时将其弟孙权托孤于张昭。然而孙权建立东吴政权时，“当置丞相”，朝臣商议，皆认为非张昭莫属。孙权却说：“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结果任命孙邵为相。“后孙邵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孙权死活不肯用张昭为相，岂能证明他欲重用淮泗集团？其实，孙权用人同曹操基本相似，执行的是“唯才是举”的方针，而并无明显的地域倾向。
  所谓陆逊代表的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而孙权推崇的是法术专制之道，故二人发生冲突，亦颇牵强。陆逊是三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孙权誉为“有超世之功，怀文武之才”，其治国用兵之道乃法儒二家兼而有之，岂是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的寻常儒生可比。
  那么，陆逊真正的死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陆逊参与了“二宫之争”。孙权太子孙登死后，孙和继为储贰，然而孙权又十分宠爱其四子鲁王孙霸，鲁王礼秩等待遇与太子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造成了孙霸夺嫡的可能。作为上大将军兼丞相的陆逊对东吴的“国本”大事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10)
  大凡雄略之主，皆喜以“圣裁”的方式来独自决定立储大计。孙权之前的秦始皇、汉武帝，之后的明太祖、清圣祖在确立皇嗣问题上皆不许臣工插足。孙权在立嗣问题上亦复如此。他见“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分成太子党和鲁王党二派，遂“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于是就对党附太子的大臣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当孙权准备废黜太子孙和时，“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朱据、屈晃固谏不止。权大怒，族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接着，原丞相顾雍之子顾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还有骠骑将军朱据、张昭之子张承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杀，张纯弃市。可见，在对待太子党的问题上，孙权对陆逊的处理是最轻的。其他人不是被“族诛”，就是被“流徙”，而对陆逊只不过是“累遣中使责让”而已。要知道，在君主专制社会，君主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陆逊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触怒了孙权，何况孙权晚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他能够如此对待陆逊，已经是够宽容了。数年之后，孙权对处理陆逊之事颇觉后悔，当他见到逊子陆抗时，对其“涕泣”言道：“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附子《陆抗传》。孙权此言，绝非惺惺作态，而是发自内心的忏悔。作为一个专制君主，能够向臣下道歉，反思自己的言行，应该是值得称道的。
  陆逊卒后，陆氏族人的权力并无丝毫削弱。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孙皓在位时，官拜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其父陆逊。陆凯是陆逊族子，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世说新语·规箴》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由此可见，陆逊一门长盛不衰，有吴一朝始终是执掌军政的重臣，为吴国历代君主所宠信。
  综上所述，陆逊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其在三国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陆逊以其杰出的才能、辉煌的战功、忠君的门风赢得了孙权的高度信任，他们的君臣关系在大部分的时间中是良好的。在治理吴国的政治、军事路线上二人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孙权在立储问题上与陆逊的分歧，是因孙权晚年昏聩所致，且矛头所针对的也并不仅仅是陆逊，同时受到迫害的还有丞相顾雍、太常潘濬、骠骑将军朱据、太子太傅吾粲等众多大臣。
   
                  
金戈铁马定三分：三国军事战略新探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1)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志在统一全国的曹操在赤壁大败于孙权、刘备联军，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孙权在江东的统治更加巩固，而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三国鼎立之势初步形成。古今学者在分析曹操赤壁之战失败原因时看法颇多，王夫之认为曹操有太多主客观上的不利因素。
  赤壁之战，操之必败，瑜之必胜，非一端也。舍骑而舟，既弃长而争短矣。操之兵众，众则骄；瑜之兵寡，寡则奋；故韩信以能多将自诧，而谓汉高之不己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操之破绍，非战而胜也，固守以老绍之师而乘其敝也，以此施之于吴则左矣；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而粮运于无虑之地，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又其一也。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热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积此数败，而瑜之明足以见之；即微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献帝》。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是曹操一时的骄傲自满而招致赤壁之败：“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当代学者从“经济均衡论”的视角，提出曹操当时统一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2册，5页，人民出版社，1965。。笔者认为以上各家说法皆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当时的战略角度考虑，曹操之所以在赤壁惨败，进而丢掉几乎整个荆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及时攻击屯驻于夏口的刘备残余势力，致使刘备得以与孙权结盟，并以夏口为据点向曹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忽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是曹操的战略失误，并直接导致赤壁惨败。本文将以夏口的战略地位为重点，从新的视角对曹操赤壁之战的得失进行分析。
  1.荆、扬二州之“心喉”——夏口的战略地位夏口，东汉时属荆州江夏郡，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夏口“汉为沙羡东境。后汉末，谓之夏口，亦名鲁口”。“应劭曰：江别入沔为夏水，夏水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名曰夏。《水经注》：夏水本江之别出，自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谓之暑口。自暑口下沔水，通兼夏名，而南至鲁山下，会于江，谓之夏。”“杜预曰：汉水曲入江处，即夏口矣”，“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
  关于夏口建城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称：“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孙权于江南筑城，依山傍江，对岸则入沔津，故名以夏口，亦为沙羡县治”，“（建安）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湖广方舆纪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