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前面说过，刘文典曾高度赞赏过胡适的中西学术沟通能力。比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就在"导言"中专门提到"比较研究"的意义："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是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观的成见，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这一次，在"整理国故"的问题上，胡适再次提出了比较资料的重要作用：
  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
  这与刘文典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在日常进行国学研究的过程中，刘文典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比如他早先曾在管子的《水地篇》读到一段话，"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刘文典发现，这和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所说的大致不差。泰勒斯相信世间只有一种基本物质--水，而且认为地球是在球形的宇宙中的水上漂浮着。综合两人的观点，刘文典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哲学研究新结论：上古的思想家都觉得这万汇纷纭的世界，总有个共通的本原，看那"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因此都把水看成了"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
  如今，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新思考，豁然打开了刘文典的学术视野。
  忍不住偷吃荤腥
  大约从1920年年初开始，刘文典将治学方向定位于古籍校勘上。
  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尽管自己很年轻就进了北大，当上了预科教授，并且一直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但在很多大儒名家的眼里，刘文典最大的本事只不过是会作写骈体文罢了，"我之做过校勘的功夫，素来无人晓得"。
  据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说，让刘文典决意从事古籍校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尽快在北大新旧两派人物面前证明自己。刘文典对于"北大怪杰"辜鸿铭的嘲弄，一直记忆犹新。
  辜鸿铭的鄙夷撞击着刘文典年轻的自尊心。而刘文典后来在北大逐渐衍生的"怀才不遇"的情绪，更坚定了他想尽快"出名"的决心。1921年，他给胡适写信，诉说这种内心的愤懑："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第7节：朋友胡适之(4)
  "弃之无异敝屣"，当然只是一时的气话。那时候，他拿五级教授的薪水，每月两百银元，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两千元。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这应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一旦看到与自己同时进校，甚至晚些进校的同事都已经拿得比自己高，刘文典的心里难免有些情绪，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处"。
  要证明自己，就要拿出"硬功夫"。刘文典对于翻译一直有很浓的兴趣，但在大学里，翻译又算不上厚重学问。四方环顾，刘文典决定"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联贯，左右横通"3。经过比较，他选定秦汉诸子作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淮南子》。
  刘文典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鼎力支持。1923年胡适特意拟订了"整理国故计划"，初步选定的人中有马幼渔、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等，开出三十六种整理书目，并将各书的整理工作落实到人。刘文典计划整理的《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并承诺为其作序，可见其重视程度。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哲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子》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近现代只流传内二十一篇。全书体系比较庞杂，糅杂了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思想，主要倾向于道家，突出"道"和"气"。由于汉代中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本书几乎被丢进了废纸篓内，无人问津。到了近代，该书已是文意变迁、传写讹夺，成了一部"比先秦诸子还要难弄"的"硬骨头"。其间虽有清代王念孙、俞樾、孙诒让、陶方琦等学者先后整理，但正如胡适所说，"然诸家所记，多散见杂记中，学者罕得遍读；其有单行之本，亦皆仅举断句，不载全文，殊不便于初学"。而在当时最流行的本子，竟还是一百五十年前清朝学者庄逵吉校注的。
  从一开始，刘文典就意识到"整理国故"要拓宽视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考证，而要在综合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集解"，"注重丛书的意旨、内容、写法的分析，从文意、文法、字词的比较中去判断是非优劣"。刘文典本来就是个"版本癖"，在市面上遇到古籍的好版本，总是不惜重金购买。校勘《淮南子》之初，既要购买体现前人梳理校注水平的各种善本，又要购买保存了大量散佚残缺文章的类书，还要雇人抄写，实在花费不小，"曾经和梦麟先生商量，在学校里借了两回钱，一次二百，一次四百"，相当于他三个月的薪水。
  由于曾受到国学大师刘师培、章太炎等严格的学术训练，刘文典对于校勘之学的严谨态度十分看重，没有一分甚至几分证据，决不敢轻易下结论。他平时在课堂上常跟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4 。
  做《淮南子》校勘，刘文典就是抱着这种不敢"贻笑大方"的心态去进行的。这一切，胡适都看在了眼里，他后来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其原书，一一注出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异同。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可以说，这是对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研究状态的执中之论。
  第8节：朋友胡适之(5)
  校勘《淮南子》，免不了要查阅《道藏》典籍。《道藏》是道教经典、论述、符篆、科仪、法术和文献(包括山志、纪传、图谱等)的总汇，凡是与道教有关的，都有可能被收入。庄逵吉校注的本子就以前人整理过的《道藏》本为底本。刘文典打听到，北京最大的道教庙宇--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一部《道藏》，共五千三百五十卷，是研究道教的珍贵文献。于是，他通过朋友的帮忙，住进了白云观。
  校书的日子是枯燥且清苦的。刘文典一向主张，校勘古籍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吐露了自己点校《淮南子》的惴惴情怀："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正因为抱着这种态度，刘文典在白云观一待就是几个月，足不出户，潜心翻检《道藏》，偶有"惊喜"。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养息了半年才渐渐好转。据说，在白云观期间，由于日子实在太清苦，有一次刘文典忍不住了，趁着道士们不注意，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这可能只是个笑谈，但却透显出大学者们"坐得板凳十年冷"的辛酸。
  胡适版"明星制造"
  高举"整理国故"大旗的胡适，一直在静静观望着刘文典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