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历史能够记住的始终是大忠大奸，抑或是能够"为我所用"的小人物。对于那些曾经散发过生命的火花，但最终又因各种原因消沉在世俗缝隙里的"中间人物"（张中行语），却似乎只存留于世人模糊的记忆了。
  幸运的是，尽管模糊，却还总是有些关于他们的吉光片羽、趣闻轶事，散落在重重泛黄的文章典籍之中。倘若能够静心检点，仔细揣读，就会发现其实在他们的身上，同样有着不应被历史所忘却的精彩与辉煌，亟须"打捞"。
  刘文典，就是这样一个亟须被历史"打捞"的人物。
  所以说，历史就像一个经常排错队的老人。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排到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只是无奈地被拥挤的人群裹掖着，一直往前。综观刘文典的一生，在他孤傲狂狷的深处，其实正寄寓着一种对于独立生命状态的永恒追逐。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免经历着由传统文人向新型文人转变的深切阵痛。
  他呼喊过，他失望过，但他还是不曾放弃走向终点的努力。通读刘文典的书信或者手稿，就会发现他经常在信中谈到稿费、借钱等琐碎、细微的日常生活事宜。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狷介文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现实的折磨。1928年，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书信里，他就谈到了自己"讨生活"的无奈："弟虽不肖，究竟是个读书人，在那样秽浊的地方，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试问精神上如何过得？"这是刘文典的叩问，也是他的自问。这是灵魂的一种自我放逐，也是刘文典作为"狂人"存在的真正价值。
  人生，很多时间像是一道虚无缥缈的风景。当你真的走近它时，总会感觉到它似乎没有梦境中那样美丽。可是，俗世中的人们还是喜欢去张望窗外的风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时光老人总是会情不自禁翻开记忆的影集，在那里，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有许多偶然发生的永恒，如同一条河流，尽管不知道远方，却从来没停止过奔腾不息。
  主人公刘文典的故事，就是从一条河流开始的……
  第4节：朋友胡适之(1)
  第六章 朋友胡适之
  刘文典关于胡适的最早记录，始见于1919年10月15日发行的《新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这期《新中国》杂志刊登了刘文典的一篇文章，《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在谈到中西学术沟通的典型代表时，刘文典将许多溢美之词送给了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 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他甚至说，"我看他有这样的学问、识见，就劝他再用几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学者都还想不到、做不到的"比较哲学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个大大的比较研究。我以为除了这种研究之外，再没有什么中西学术的沟通了。"
  由此可见，在此之前，刘文典与胡适的关系已非常融洽、紧密。
  整理国故
  刘文典与胡适相识，应该是两人同进北大之后。
  胡适也是应陈独秀之邀进入北大任教的。1916年年底，陈独秀给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信："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大学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1917年9月，胡适正式进入北大文科任教，教授"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等课程。
  刘文典和胡适都是北大里的新派人物，因而很容易有共同语言。胡适从国外留学回来，又是陈独秀极力推荐的资深学者，一到北大就拿每月两百六十银元的薪水，这是当时每月只拿两百银元的刘文典所无法比拟的。根据陈明远先生的研究，1919年的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六十元（按2007年上半年货币购买力计算），这样两人每月收入相差三千多元。正因为如此，刘文典从一开始就对与自己同龄的胡适充满景仰与钦佩之情。
  更让刘文典钦佩的是，胡适应对旧派思想的努力与尝试，也就是胡适后来常常挂在嘴边的"再造文明"。
  当时，北大校内宣传新思想最为积极的是《新青年》和新潮社。新潮社是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大游行就是由这个社团的骨干成员组织的。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于1918年年底发起成立，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鼎力支持。新潮社，顾名思义，"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
  旧派人物当然也不甘落后。1919年1月26日，北大六位教员、数十位学生，在刘师培家中商量成立国故月刊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与黄侃担任编辑部总编辑。
  作为刘师培早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刘文典没有参与国故月刊社的活动。由于在日本留学，以及为《新青年》、《新中国》等杂志撰稿的经历，刘文典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国外经典科学书籍的翻译上。1919年前后，他就先后翻译了德国哲学家赫凯尔的《生命论》、《宇宙之谜》，日本学者丘浅次郎的《人类之夸大狂》、《人类之将来》等著作或文章。
  第5节：朋友胡适之(2)
  虽然在北大开的就是"秦汉诸子"、"汉魏六朝文"等国文课程，但在"整理国故"这个问题上，刘文典更倾向于新派学人胡适的观点。1919年8月，胡适在给新潮社骨干社员毛子水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胡适并不反对整理国故，但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去整理。
  这个观点，与刘师培等人将国故当做国粹保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在胡适看来，"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1 。这是胡适第一次正式将"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并对之寄寓"再造文明"的厚望，其实现的逻辑顺序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922年3月21日，北大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胡适为邀集人，担任主任编辑，其编辑部成员有：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李守常、单不庵、刘叔雅、郑奠、王伯祥。在此之前，北大出版委员会曾打算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并计划出版"国故丛书"、"国故小丛书"。后来，又决定改变计划，改出《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四种季刊。
  应胡适的邀请，刘文典直接参与了《国学季刊》的工作。"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 2 这本杂志的创刊号于1923年1月与社会公众见面。
  《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这篇文章带给刘文典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冲击力。胡适开篇就抨击了一些人的悲观情绪，他说，"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究竟有怎样的得失呢？在《发刊宣言》中，胡适作了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总结，对自明末到当时的汉学研究成果逐一盘点。他认为，成绩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二是发现古书，三是发现古物。而缺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有鉴于此，胡适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三大途径：一是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系统阐述与理论开发。
  读了胡适的《发刊宣言》，刘文典顿时心生感慨："都说胡适之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果不其然！"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很多言论，可算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比如在谈到"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时，胡适写道：
  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
  第6节：朋友胡适之(3)
  更让刘文典感到钦佩的是胡适关于"比较研究"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