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淮南鸿烈集解》的最全善本。
  这颗由胡适精心打造的"国学新星"，就这样冉冉升起在20世纪初叶的天空中。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胡适是"红学大师"，刘文典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受其影响较深，但又不完全拘泥于胡适的研究门路，故而有不少新观点。
  第11节：朋友胡适之(8)
  听过刘文典《红楼梦》讲座的人，都难以忘记他大谈研究心得时的"牛气冲天"，风头完全不亚于今日《百家讲坛》上的"红学大师"刘心武：
  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段文字是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马逢华留下来的，他曾亲耳聆听过刘文典的《红楼梦》讲座。据他说，当天晚上的那场讲座原本是准备在一个小教室开讲的，后来由于要求来听的人实在太多，只得改在了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行。即便如此，讲座还没开始，广场上就已经坐满了人。由此，刘文典在"红学"研究方面的声望，可窥一斑。
  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文字，就与胡适有关，始见于1922年2月22日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也是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关于"红学"的唯一文本记录。在这封信里，刘文典表达了对于胡适"新红学"思想的认同：
  今天在《晨报》的副刊上看见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间接看着了你对于这部书的批评，心里十二分快活。典对于这部书的意见，完全和你的一致。你对于众人所认为"句皆韶夏，言尽琳琅"、"徒警其浩旷，但嗟其峻极"的著作，能下这样严格的批评，真有仲任问孔、子玄惑经的气概，这一层实在令典对于你生无限的崇仰心啊！
  信中提到的"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实际上是蔡元培"驳斥"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一篇商榷文章，写于1922年1月30日，发表于1922年2月21日和2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蔡元培是典型的"索隐派"，代表作是初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在这部著作里，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在他认真而细致的"索隐"之下，贾宝玉成了康熙朝的太子胤礽，林黛玉成了清朝名词人朱彝尊，薛宝钗成了康熙朝的宠臣高士奇，如此等等。一部《红楼梦》，就这样变成了一部《康熙王朝秘史》。
  胡适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这种牵强附会的研究方式。1921年3月，他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红学"文章--《〈红楼梦〉考证》，后来又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于当年11月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
  一上来，他就直接指出"索隐派"的路走错了："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在这篇"战斗檄文"里，胡适甚至没有"放"过自己所在大学的最高负责人--北大校长蔡元培，"我总觉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第12节：朋友胡适之(9)
  对于胡适的这些批评言论，刘文典还是比较认同的。这不仅仅缘于他与胡适之间的特殊关系，更出于他对《红楼梦》独到的视野与观察。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胡适考证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叙传说"的说法，但他非常拥护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研究方法，"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做"考证学的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5 。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比如，对于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结局，刘文典就别出心裁地提出，《红楼梦》中实际上已有证据暗示了结果，这就是他经常跟学生提到的"蓼汀花溆"四个字。
  《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贾宝玉给大观园各种山水楼台题写的匾额，都非常满意。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个字时，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因为这个证据，刘文典认为贾元春是极力反对"宝黛"结合的，理由是："花溆"的"溆"字形似"钗"而音似"薛"，"蓼汀"二字的反切则为"林"。贾元春留"花溆"而舍"蓼汀"，实际上已为"宝黛"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或许是因为视角独特，并且敢于表达新观点，刘文典自然而然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新红学牛人"，经常被一些院系或者是社会上的单位邀请去讲演《红楼梦》。当代西方哲学史大家张世英，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
  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刘文典的"红学"讲演不仅一般的教授乐于去听，就连当时许多有名的"红学家"也是一场不落。传奇学者吴宓（号雨僧）一直以"宝黛"爱情命运自况，曾给学生开过"《红楼梦》讲谈"的课程，还曾被昆明广播电台请去播讲过《〈红楼梦〉之文学价值》，他对于自己的"红学"研究成就一向自视甚高，对于一般的"红学家"根本是瞧不上眼的，但是他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在1942年的日记中，吴宓两次写到自己听刘文典"红学"讲演的情况，一次是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至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当月30日，吴宓再次写道："晚，大雨。6：30出，至工合。冒雨陪典至校中，南区第十教室，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雹声。风雨入窗，寒甚，且湿。"
  据说刘文典讲书时，吴宓总是悄悄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一般是闭目讲课，侃侃而谈，而当讲到自己认为有点独到见解的时候，他总是会抬起头看看教室的最后面，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这当下，吴宓照例会立即起身，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第13节：朋友胡适之(10)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出于历史原因，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刘文典研究《红楼梦》的正式文稿。一切酸楚与无奈，只能任凭时间去慢慢品味吧！
  "我的朋友胡适之"
  "我的朋友胡适之"，在20世纪20、30年代，几乎是社会名士们一种身份的标签。
  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引来关注，甚或钦羡的目光。据说，当时一度"造假成风"，一些人根本没有见过胡适，居然打着他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不少还真的颇有斩获。想一想也不奇怪，胡适二十六岁就年纪轻轻地进入北大任文科教授，更凭借"文学革命"的推动，很快成为中国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与他有点关联，总不是坏事。
  刘文典与胡适同在《新青年》写稿，同在北大文科任职，相互的来往逐渐紧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仍得益于胡适对待朋友至诚谦和、信义和平。有数据统计，1916年一年之间，胡适与朋友往来的书信，收入的有一二一○封，寄出的则一○四○封，可见其交友之广、之诚。刘文典来往书信今存约六十封，其中四十四封是写给胡适的。
  刘文典曾经这样评价胡适对于他的教益，"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在北大待得不太如意的时候，刘文典一度想委托胡适帮他寻个新的去处，甚至曾经想过直接跟在胡适后面做"名学钩沉"，也就是"中国古籍中的逻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