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据著名胡适研究专家、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从目前的材料分析，估计这完全是一种道听途说，应该说，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正因为这样的渊源，刘文典每遇到一个生活上的重大麻烦、每做出一个学术上的重大决定，一般都会寻求胡适的援助或者与之商议一番。而胡适往往也会给予中肯的建议、热心的帮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与出版商讨价还价，就是最好的证明。
  刘文典完成《淮南鸿烈集解》之后，便着手开始校勘《论衡》。《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是一部对掺入了神秘主义和谶纬学说的儒术进行批判的著作。考虑此前并没有人对这本具有较高哲学价值的古籍做过完整的校勘，刘文典因此很想"把这个重担子挑起"。不过，他的心里也没有底，只好写信给胡适，寻求帮助。
  胡适素来看重王充的这部书，非常支持刘文典的这个决定。可当刘文典做完了整部《论衡》的校勘工作之后，商务印书馆却回应迟疑，似乎对这本书的市场不太乐观。这让刘文典很是忐忑不安，只得再度请"老大哥"胡适出马，帮其联系出版事务。没多久，商务印书馆高层高梦旦就写信来称，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刘文典后来做《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的校勘与整理，都认真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都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凡是胡适不太赞成甚或反对的，刘文典也就没再坚持。而为了支持刘文典的工作，异常繁忙的胡适还曾四处奔走，最终寻访到一部珍贵的《文选笺证》送给了他。
  第14节：朋友胡适之(11)
  很多人之所以愿意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最重要的原因均在于胡适这种宽容高尚的道德人格。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
  这一点表现在他与刘文典的关系上，就是他不仅热心替刘文典的著作校勘、出版操心，而且还经常接受刘的委托，替其家人、门生、好友帮点忙。1930年，刘夫人张秋华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高烧不退，胡适知道后，立即给刘文典介绍了首善医院的方石珊院长。经过数次检验，诊断为"斑疹伤寒与肺炎并发"，于是对症下药，不出几日，张秋华转危为安。为此，刘文典特意致信胡适表达谢意："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感激鸣谢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写了一本《边雪鸿泥记》，找不到出版商，最后也是由刘文典央请请胡适出面，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安徽大学筹备前后，学校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考察大学教育，考虑到廖景初到达目的地后人生地不熟，刘文典便亲自写信给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胡适，希望他各方面"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想到美国留学，无奈战事爆发，外汇高涨，一下子拿不出留学的费用。这时候，刘文典偶然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赶紧写信给热心的胡适，恳请他出面落实。
  可以说，与胡适成为朋友之后，刘文典几乎将他当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事无巨细，有难必求。而胡适也很少推却，能帮忙的尽量帮忙，有时候甚至是主动提供帮助。
  就刘文典而言，胡适这个朋友的价值不仅仅是能帮他解决各种困窘、提供各种帮助，而是胡适能将之视为"畏友"，愿意直言不讳地指出刘文典学识的不足、为人的缺憾。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以胡适为《淮南鸿烈集解》所写的序言为例。序言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个应酬文字，尽管多说点赞誉的话就好了，没必要当真。但胡适不然，不仅认真写了个长篇序言，还因为刘文典没有引用《方言笺证》里的材料，而在文章的末尾处与刘文典商榷起来。没有独立的人格，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胡适还曾写信给刘文典，批评其"以市侩自待"，这是近现代史上极有人格构建价值的"文坛轶事"，至今仍经常被人提起。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
  1923年年底，刘文典在做《论衡》校勘的时候，因为急于出手，于是低价将之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他又心生不甘，于是便在一封给胡适的信里倾吐心声："不厂（单不厂，北大教授）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
  第15节：朋友胡适之(12)
  这封信是写在一张明信片上的，写好后，刘文典就将明信片寄走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刘文典都没有接到胡适的回信，感觉有点奇怪。以往，胡适总是每信必有及时回复的，没有信也有电话。这一次的信却如泥牛入海。
  后来，他间接地从一些人那里听到一些风声："弟听见有人说，你很怪我的，说者也是间接又间接的听来，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事，只晓得是为"书"的事。"这让刘文典很是忐忑不安，心神难定，于是再度给胡适写信，"弟之对于你，只有敬爱和感谢，决不会有别的，听见说你怪我了，弟心里十分的难过，因为你如果怪我而绝我，是我学业上、精神上最大的损失。"
  听到这个传言之后，刘文典一直不敢直接去找胡适，生怕对方因为怪他而不愿意见他。而他更担心的是，胡适会因此而与之绝交。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胡适的度量，决非寻常人可以想象。1924年1月，忙完手头的事情后，他很快就给刘文典写去了回信，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事宜。这个纪念活动是由梁启超发起的，胡适负责撰写寿文。而就当胡适坐在书斋里泼墨挥毫的时候，刘文典的信函到了，自然无法即时回复。
  来信中，胡适敞开心扉，与刘文典聊起了信中提起的事：
  你说的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
  我确有点怪你，但从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
  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
  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学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
  谆谆言语，宛如一记响雷，惊醒了兀自埋怨的刘文典。
  从一定程度上说，"朋友"胡适的这一番话成就了刘文典后来更大的声名。比如他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就写信给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而《庄子补正》则成为刘文典另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作。
  宁可睡觉，不批胡适
  尽管刘文典有时候会犯点糊涂、耍点个性，但胡适一直非常看好这位与自己同龄的学问家。在胡适看来，刘文典所做的校勘工作，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的空白。这对于一直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他来说，没法不引为同道。
  1948年年底，国民党败走台湾。临行前，受蒋介石的委托，胡适帮助国民党"抢救"了一大批学者、教授、名人。刘文典就在他的考虑名单之列。
  根据胡适对刘文典个性的了解，知道他不会乐于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但昆明即将解放，刘文典虽然"偏安"于云南大学，但以他狂放不羁的言行，很难保证今后依然可以如此。经过慎重考虑，胡适开始谋划送刘文典及其家人去美国。他主动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一家三口人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在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却迟迟不肯出发："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第16节：朋友胡适之(13)
  刘文典将这一想法告知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到消息后，当即给刘文典捎来了意见："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就这样，刘文典与"朋友"胡适从此天涯相隔，鱼书魂断。
  胡适随了国民党，自然已不再是共产党的朋友。解放后，刘文典安心于云南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除了偶尔跟学生谈谈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