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余谊密也承诺，除了中央月拨款外，省财政部门也将在地方税项下，月筹四万元。
  "空头支票"终于有了兑现的可能。于是，安徽省政府下令裁撤芜湖卷烟凭证税局，"教费问题，乃告一段落"。
  "宣传共产"诬案
  1928年5月2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汤志先、刘文典、韩安、廖方新、吴承宗、胡春霖、吴善等出席。财政厅厅长因故未到，请人代为参加。会议主席为韩安。
  这是安徽大学筹建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韩安宣读完省政府关于安大经费预算的答复函后，随即进入安大办学筹备的核心程序，最终形成四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决议：一是确定先办文学院、农学院，其余法、工学院，须延聘专门人才，分别积极筹备，等第二年秋季再办；二是决议文学院筹备主任暂设二人，公推刘文典、汤志先充任；三是决议公推吴承宗为工学院筹备主任；四是公推汤志先兼任法学院筹备主任。
  第24节：痛斥蒋介石(6)
  开学在即，时间窘迫，一时又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筹备委员会向省政府汇报后确定：由文学院筹备主任刘文典代行校长职权，主持校务工作。
  由于校址选择、主任人选等问题，农学院的筹备进展缓慢，直到1928年9月初才确定由韩安出任农学院筹备主任。此时，安徽大学当年的秋季本科招生已经开始，农学院错过了"档期"，最终只剩下文学院"孤军奋战"。
  刘文典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幸好，尽管各方面条件有限，筹备时间不长，但在刘文典的周密安排下，一边招兵买马，一边大肆采购，文学院各项工作进展倒也尽遂人意。1928年9月17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审议文学院秋季招生事宜，决定成立招生委员会，推定廖景初、刘文典、邓仲禹、高被遐、吴季瑞、吴觉民、葛晓东、叶振钧、张国乔等人为招生委员，负责文学院招生事宜，并确定在文学院内设立中国文学系、教育学系、法律学系和政治经济学系。
  10月，当看到九十六名本科生绽放着青春的笑容走进学校大门时，刘文典长吁了一口气，半是欣喜半是惭愧，喜的是不负众望，终结了安大的"难产"；愧的是已经"半年没有摸书本子"。作为一名学者，完全忙于俗务，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暗暗下定决心：以后每天抽出一两个钟头，做一点校勘或翻译的工作。
  一切步入正轨，刘文典开始精心谋划起学校的将来、自身的学术，希望能在尽快的时间内提升安徽高等教育的品位，改变一下安徽当时的污浊空气。
  他想到了胡适。1921年8月，在陈独秀的策划和委托下，胡适带领安徽旅京、旅沪、旅宁同乡会中的教育界名流在安庆停留一周，并在省立一中、省立一师进行多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演讲，引起安徽各界极大震动。蔡晓舟、刘希平、李光炯等人当时刚刚上书省政府呼吁筹建安徽大学，胡适欣然答应加入安大筹委会，任交际股干事，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胡适没有过多参与安大的筹建工作。
  刘文典知道，胡适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确实有些失望，但仍是十分关心的，只不过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斟酌再三，刘文典决定给胡适写信，邀请他再到安庆讲学："安庆社会太坏，研究学问的空气十分稀薄，你能来讲演几天，必然可以改变风气。"
  写完这几句话，刘文典担心胡适仍不为所动，于是用起了激将法："适之，你究竟是个安徽人，对于本省教育，似乎不能太漠视了。你自己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就仅着本省一班青年们不知道戴东原、王念孙、杜威、罗素是什么人，心里总有点不忍罢？"
  如此"语重心长"的劝说，相信胡适读了以后，不会不小有心动吧！写到这里，刘文典不觉生出几分得意，喝了口夫人刚刚炖好的鸭汤，心里在暗自嘀咕：没有我刘文典，安徽的高等教育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才会有个眉目吧！
  没想到，这种春风得意的日子没过上几天，就遇到大麻烦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文典做梦都没想到，竟然有人假借全体安大预科学生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举报他"宣传共产，希图破坏"，要求"请予调查扑灭"。
  这让刘文典有点哭笑不得。他早年就投身民主革命，后来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虽然有过失望，但在当时的境况下，他对于共产主义并无太多的了解，同情可能是有的，1927年也曾在汉口翻译过布哈林的书，但如果说有所图谋，就言过其实了。
  第25节：痛斥蒋介石(7)
  对于刘文典而言，他当下最大的愿望无非是希望大学校园能够尽量自由宽容一点，可以允许多种思想、多种声音一道存在，不能变成官场，更不能变成政治的附庸。因此在很多场合，他确实经常强调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他不太喜欢官员有事没事就往学校里跑，混个兼职教授，或者搞个什么报告。他觉得教书育人应该是教授们做的事情，当官的就应该想着怎么为大学提供独立自由的空间与尽量充裕的支持。其他的，用不着官老爷们瞎掺和。
  安徽大学刚创办不久，里面有没有信仰共产主义的进步青年呢？刘文典心里清楚，肯定是有的。1928年年初，安大刚刚创办预科的时候，有一天，刘文典突然接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密令，大意是预科中有一位姓王的学生是共产党员，要密切加以监视。刘文典心里暗暗起惊，但仍是平静地找来这位学生，询问具体情况，当得知情况确实后，他立即动员对方迅速离校，并派遣学校工友将之送上逃亡的轮船。当天晚上，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就派了便衣特务跑到安大预科学生的宿舍里搞突击搜查，结果死活找不到这位"嫌疑分子"。询问刘文典，刘文典假装糊涂，一问三不知，此事当然也就没了下文。
  刘文典如此开明的办学做派，不会不引起一些进步青年的关注。安大文学院开始招生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后，流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俞昌准、刘树德、王金林、陈一煌、欧阳良劭（即欧阳惠林，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刘复彭（即刘丹，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都纷纷考入安徽大学"6 。他们利用安大学生这块招牌掩护自己，在学校里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趁着夜深用炭墨在学校的墙壁上书写革命标语，还经常散发、张贴一份名为《血光》的革命刊物。安大的学生晚上下自修回来后，经常一翻被褥，就能看见八开纸油印的《血光》，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原来学校里还真有共产党！"
  对于这些情况，刘文典不可能一无所闻，但既然没有人站出来较真，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深究。作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他颇能理解热血青年们的政治抱负，同时也替他们的安全暗自担心。1928年2月，蒋介石重新掌握党政大权，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当年10月，他又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正是踌躇满志之际，"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正在这时，刘文典遭到了奸人的举报，认为他与共产党暗通款曲。由于"事关共产"，国民党中央军委当即要求安徽省政府"虚实均应查究"。很快，安徽省督学罗良铸奉命到校彻查，声势浩大，惊动一方。刘文典心里无事，波澜不惊，仍然一如既往地正常进出学校，主持大政。
  倒是一些学生被这样的谣言所震怒，主动聚合在一起，联合发表言辞激烈的书面声明："刘主任被控有共产行动，生等惊闻之下，愤慨同深。刘主任精通中西学术，而国学尤称独到，为人诚恳率真，热心教育，此次办理预科，尤见精勤剀切之忱，生等景仰靡穷，绝无控告之举。所谓宣传共产，尤属子虚，显系奸人盗名诬控。"7 时值暑假，四十七名留校补习的预科学生在联合声明上签名，为刘文典伸张清白。
  尽管这些学生其实并不真正清楚刘文典有无宣传共产的举动，但他们从内心尊敬这位勤勉辛劳筹建安大的师长，更愿意用实际行动去守护他的声誉。学生们果敢的真情，让刘文典感到温暖。当初选择回到安徽办教育，最为期待的不就是培养一批敢于思考国家前途命运、敢于与强权抗衡的真正栋梁吗？
  第26节：痛斥蒋介石(8)
  由于查无实证，刘文典"宣传共产"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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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刘文典被举报"宣传共产"，应当不是空穴来风。
  正如上文所说，他素来主张"大学不是衙门"，听凭各种思潮在大学校园里滋生蔓延，对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学生并未严加整饬，甚至还暗加保护。这就造成安大校园内自由空气弥漫，不可能不引起反动势力的关注。
  而就在这个多事之秋，刘文典又接到密报，预科新来的学生俞昌准可能是共产党员。俞昌准，是安徽早期革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里稍稍交代一下他的简历：安徽南陵人，十五岁考进上海南洋中学，开始接触进步书刊，慢慢倾向于共产革命。经过"五卅运动"的考验后，俞昌准在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