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可他就这个作风"，真是一语中的！刘文典能够至今生动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里，除了曾经痛斥过蒋介石之外，大多数的精彩都停留在西南联大期间。那种超然物外的魏晋风骨，令人回味无穷。
  炮火下"最轰动"的演讲
  目前世人对于刘文典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八辑上的《刘文典传略》一文。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刘文典一生颇为详尽、可靠的文字。在谈到刘文典的西南联大生活时，这篇文章写道：
  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中原沦陷，西南告紧，祖国处于危急存亡关头。敌占区人民，生活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大后方人民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也是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我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志士仁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列。刘文典由于经受生活变故的折磨，思想上有些消沉，除了教学之外，整天躲在小屋里，读读诗词以消磨时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这样的精神状况，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这套丛书组织社会各界精英撰写，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可以说，如今人们对于刘文典后期生平的评价，多采纳这一看法。但是，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先看刘文典的思想状况。在"经受生活变故的折磨"后，刘文典千里颠簸，到了西南联大。这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厌倦了战乱与波折的情绪，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学术抱负，在云南稍稍安定以后，就开始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内心酝酿已久的学术研究计划。"始则整理旧稿，就《庄子》一书与日本之武内义雄、狩野直喜交战，幸胜过之；继则在《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前人竞争，尝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为拙作制序，以为"可匡当世之学风"。近来拟治《佛国记》，惜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刊善本无法购求，乃未动手，计算四年的成绩不过此区区耳。"7 这分明是一份雄心勃勃、豪气干云的学术研究蓝图，甚至依然保持着要与国内外学人一较高下的豪情，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刘文典的思想是消沉的。
  第45节：千里走联大(11)
  再看刘文典的生活状况。文中观点认为，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除了教学之外，整天躲在小屋里，读读诗词以消磨时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可是，在《吴宓日记》里，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却完全是另外一番生活状态，即便不能用"社会活动家"来形容，但他却堪称昆明学术界的"明星"，经常出现在文林街头的演讲台上。比如，1940年5月16日，"晚7-9（时），在文林堂陪刘文典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听众极多"。1942年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1942年3月24日，"恒丰晚饭，访虞唐。7-9（时）偕听典讲李义山诗"。
  文林街只是昆明的一条很普通的小路，东西向，东边是云南大学，西边通往西南联大校园，街上比较繁盛的是小面馆和甜食店，因而也成为联大教授经常出入的地方。"文林街最不寻常是文林教堂，教堂牧师是一位名叫吉尔伯·贝克的英国人，这个英国人倒也风雅，联大迁来未久，他便结识了许多教授。文林堂常举行讲演会，有时还有唱片音乐会。在文林堂讲演的有历史教授雷海宗先生，最轰动的是刘叔雅先生和吴雨僧先生讲《红楼梦》。刘先生对于《红楼梦》元春省亲题匾"蓼汀花溆"的独特见解也是首次在此讲出"8 。1940年到1942年之间，西南联大曾经兴起过一阵"《红楼梦》热"，教授们纷纷"揭秘《红楼梦》"，但大家最后公认是刘文典和吴宓讲演得最好、最轰动。云南女青年会曾专门"敦请著名《红楼梦》专家刘文典教授，演讲《红楼梦》"，《云南日报》为此还刊登了预告消息，欢迎各界自由参加。从此，刘文典成为许多"文学青年"崇拜的偶像，吴宓就曾多次作为中间人，安排刘文典的崇拜者与他见面，其中包括自己的亲密女友卢雪梅。
  当然，无须避讳的是，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确实有喜欢吸食鸦片的嗜好，这当然是一种陋习。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刘文典染上鸦片事出有因，而"旧昆明出于历史原因多阿芙蓉癖的人"，到了这样的环境下，吸食鸦片似乎并不特别奇怪。正如西南联大毕业生黄清回忆，当时喜好吸食鸦片的大学教授并非只有刘文典一人。
  最后说说刘文典的现实关怀意识。批评的意见认为，刘文典"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这样的精神状况，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当时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呢？国难当头，抗日自然压倒一切。刘文典到了云南以后，除了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老本行--古籍校勘上。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钻进了故纸堆中，对于外面的世界肯定是一问三不知的。
  恰恰相反，刘文典并不是一个只知道钻研学问的"老学究"，更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书呆子"。他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关注着民族的未来。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他不可能纵马驰骋、点兵沙场，但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去宣传抗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日本。他甚至还利用自身的学识与智慧，为二战盟国出起了主意。
  1943年2月23日，《云南日报》上刊出刘文典的长篇文章《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分析当时的国际战争局势，眼光独特。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在不到半年内，日本侵占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处于暂时的军事优势。1942年6月，美国在中途岛海战中获胜，取得海上主动权。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刘文典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的两部战争小说，"警告美国人"要提防日本人的真实用心，"日本在赌赛国力的长途竞走上不是美国的敌手"，因此只要"准备未完成的美国舰队不肯送到日本近海受它"击溃"，等扩张齐备之日以压倒的优势打来"，再加上中国等军事力量的配合，"将来直捣三岛的当然少不得我们的联军"。果不其然，1943年11月盟军开始大反攻。1944年春夏之间，美国先后夺取了由日本委任统治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三群岛。1945年8月15日，穷途末路的日本被迫宣布投降，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刘文典对于现实世界的独到分析，得到了太平洋最后战局的印证。
  第46节：千里走联大(12)
  综上所述，应该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最为传神的写照之一。当然，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够进步的话，那就是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一个读书人的自觉，而未能有意识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列"。
  战后如何对待日本
  对于日本这个国度，刘文典所表现出的理解深度与关注视角，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亦堪称理性独到，相当成熟。可以说，刘文典所秉持的始终是一种国际视野的日本观，而非单纯的中国视野的日本观。
  刘文典一生曾三赴日本：一次是1908年年底青年留学，一次是1913年政治逃亡，一次是1936年学术访问。可以说，是日本给予了他直接接触东西方现代文明的机会，让他完成了早年的思想训练与启蒙。但正因为对这个国家有着深度的接触与了解，刘文典更感觉到"日本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各国迥然不同"，军阀"就是日本的国策"9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刘文典始终坚持要正确认识日本、认识日本人、认识日本文化。
  1933年，刘文典不顾"某些位爱国志士"骂他"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兀自埋头赶译出了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便是希望能够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任教西南联大期间，他曾到文林堂演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凭借自身对于日本的多年关注与研究，向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一贯的军国主义立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中国兵法中的千古良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身在北平，还是偏安西南，刘文典除了尽心尽责上课、讲学、研究外，还专门抽出一定的时间做关于日本的演讲或写相关的文章。
  1942年11月8日、9日，刘文典连续两天在《中央日报》（昆明版）上发表"星期专论"，题目很干脆：《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文章开门见山，头几句写道：
  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