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当时北伐军即将攻入天津、北平，溥仪虽然早就不是皇帝了，却一直住在天津，依然享受着遗老遗少们私下的顶礼膜拜，如今一切都将成为烟云，王国维自觉唯有一死才足以谢天恩。
  "君辱臣死"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却是千古文人生存的价值。这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名节坚守。思虑良久，陈寅恪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景仰的名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陈寅恪对于近世文人生存价值的重新解读与构建。
  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完全认同。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情怀，在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前的"抢救学人"运动中，刘文典和陈寅恪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拒绝。据说，离开大陆后，蒋介石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寅恪，但都失望而归，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大恨事。胡适甚至都为刘文典全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最后却同样遭到谢绝。
  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并不代表陈寅恪就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实际上，经过多年战乱的陈寅恪，此时最想做的就是寻找一个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潜心做自己的学问。他最终选择了偏于中国南隅的岭南大学。抗战前夕，岭南大学的校风就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遂进入中山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其间，北京一直没有忘记陈寅恪。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突然被斯大林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大量引用了陈寅恪的材料。回到国内后，毛泽东派人四处查找，终于得知陈寅恪在广州，当即嘱咐广州当局要好好优待他。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3年夏天，陈寅恪生了一场小病。住院期间，他开始关注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篇气势如虹的学术论文《论〈再生缘〉》诞生了。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极大兴趣，这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山鼻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再生缘》，先后发表了七篇相关文章，似乎有与陈寅恪这位传统史学大家"一较高低"的意思，为之甚至不惜在一些文章中挑剔、驳斥陈寅恪的观点。
  这似乎也能从另一个层面彰显陈寅恪在北京高层心目中的地位。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任主任。"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16 。但是很明显，这个名单上还缺少一个不容漏掉的名字：陈寅恪。
  第60节：偶像陈寅恪(12)
  自1953年开始，不断有被陈寅恪称为"北客"的昔日同事或学生，借"路过"广州而专门登门拜访，劝说他到北京任职。有消息说，郭沫若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准备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其中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位置就是特意给陈寅恪量身定做的。
  1953年11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信件，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南下广州劝说昔日恩师陈寅恪北上的列车。
  一到中山大学，汪籛就住进了老师家中。他二十二岁便追随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历史，是陈寅恪所有弟子中成就相当卓越的一个。这次南下劝说陈寅恪，汪籛是志在必得。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亮明来意，他就被老师"轰"出了家门，住进了招待所。
  面对汪籛的苦口婆心，陈寅恪说得很明白，"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17 。
  说到激动处，陈寅恪表示，假若北京真的有意请我去中国科学院任职，那先接受我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一座挡箭牌。"他不仅不愿意宗奉马列主义，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一纸证明，这自然就是告诉汪籛，一切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汪籛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此后数年，北京方面一直都不放弃，继续动员与陈寅恪关系不错的学者或知名人士，通过不同途径劝其北上。作为陈寅恪的昔日至交，刘文典自然也"跑不掉干系"。1956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文典在北京开完会后，心思重重地踏上了归途。他没有直接回云南昆明，而是中途在四川成都停留了几天。他和陈寅恪共同的好友吴宓住在那里。
  这一年的3月6日，《吴宓日记》作了如下的记录：
  晚饭后，刘文典、彭举同来；举旋去，与典久谈。典写示寄寅恪诗（二句注，"当时传闻宓坠楼自杀"）。旋乘汽车至典馆舍（省府第一招待所在本馆之背，由暑袜街续往，实甚近），烹茗细谈。典述（一）典近十年之情况，此次赴京之使命，留此之原因；（二）寅恪近况，政府命典作说客，典欲宓代往（宓决不效华歆之对管宁，但未明说）；（三）典在京遇稻（仍住受璧胡同九号）之详情；（四）典劝宓赴云南大学任教，以李广田（共党）为副校长，主持一切，宓必可作自由研究或编译（典举示杨宪益英译之《唐人小说》）云云。宓答以"安土重迁"，不欲去此矣；（五）典杂述秦瓒、陶光、孙乐等之近情。乐之变节，诚宓所不及料者也。11：00急步归，京戏方散。
  这是一段极具历史价值的个人文字记录。通过吴宓简短的复述可以发现，刘文典对于北京方面交代的任务是没有任何信心的，否则他也不会向吴宓求助，甚至请吴宓代为前往。其实连他自己都知道，吴宓肯定也不会去的。刚刚解放的时候，吴宓像陈寅恪一样，既不肯到台湾，也不肯北上。实在无处可去，一度想上四川峨眉山剃度出家，最后打消念头，入当地学校讲学为生。尽管世事变迁，但这三个曾经朝夕相处、无话不说的友人，对于这一点是有共同认识的。
  第61节：偶像陈寅恪(13)
  相对于陈寅恪、吴宓来说，刘文典的内心有一丝丝愧疚。由于各种因素的催促，他已经融入了现实的尘世，甚至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变成了吴宓所说的三国"华歆"。华歆与管宁曾经是莫逆之交，两人一起读书，门外有官员的轿舆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放下书本跑到门外去看热闹。于是，管宁与华歆"割席"绝交。在传统士大夫的眼里，名节是高于一切的。
  想到陈寅恪本来可以达到更高的位置、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他却不为所动，刘文典心里难免生出更多的波澜。这才是他所认识的陈寅恪。在给吴宓阅示的《怀寅恪》一诗中，刘文典写出了对于故人的牵挂与敬意：
  湖海元龙安好无？吴宫又见落秋梧。
  漫云往事丝难理，曾赋新诗锦不如。
  匝地风烟双鬓改，中天明月一轮孤。
  翠钿金凤抛残尽，怕过黄公旧酒垆。
  在诗中，刘文典连用几个典故，赞誉陈寅恪的独立坚守。第一句中的"元龙"，指三国时期的"狂人"陈登，字元龙，性格桀骜不驯，学识渊博，曾任广陵太守，深受百姓拥戴。因同姓，故刘文典将陈寅恪喻为陈登。第四句中的"黄公酒垆"一典出自《世说新语》，晋时王戎曾与嵇康、阮籍同饮于黄公酒垆，后来嵇康、阮籍相继过世，王戎再过此店，为之伤感。刘文典借助这一典故，表达对昔日友人和昔日生活的深深追忆。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时候，刘文典内心惦念最多的依然是陈寅恪的安危，他隐隐感觉到，陈寅恪的桀骜不驯有可能会给他带去难以预测的灾祸。
  当然，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将比陈寅恪更早地遭遇灾祸，更早地离开人世。世事如白云苍狗，有时候，祸福真的难料。而"苟活"下来的陈寅恪、吴宓，后来所经历的悲苦，更是刘文典所无法知晓的了。
  坚守，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注 释
  1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05页。
  2 余斌：《西南联大·昆明记忆：文化与生活》（1），第54页。
  3何威、徐晨亮：《清华名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2页。
  4 王川：《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1期，2003年1月。
  5 同上。
  6 何威、徐晨亮：《清华名流》，第55页。
  7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