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刘文典虽然没有明说另外一个真正懂《庄子》的人是谁，但大家的心里都已不言而明：就是他老先生自己！14
  这是李必雨亲耳聆听到的刘文典发言，尽管细节可能会因时间久远略有差异，但整体上的意思应该是不会错的。何况，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来说，第一次遇到大学老师就是如此狂放不羁、豪言壮语之人，相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将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按照刘文典的个性，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小菜一碟。1923年，在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并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誉后，刘文典校勘诸子百家典籍的信心更足了。于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了《论衡》的校勘，弄出了"自信是《论衡》的最完善的本子"，但商务印书馆对这本书的销路却"极为怀疑"。万般无奈之下，刘文典只得给自己的"人生导师"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够帮助他协调出版或者寻找新的买家。
  第57节：偶像陈寅恪(9)
  在这封信里，刘文典第一次向胡适透露了他准备校勘《庄子》的宏大计划："《庄子》这部书，注的人虽然很多，并且有集释、集解之类，但是以弟所知，好像没有人用王氏父子的方法校过。弟因为校《淮南子》，对于《庄子》也很有点发明，引起很深的兴味，现在很想用这种方法去办一下，也无须去"集"别人的东西。只仿照《读书杂志》的样儿，一条条的记下来就行了，有多少算多少，也无所谓完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法，你要赞成，弟预备等书债偿清之后就着手了。"
  从刘文典与胡适来往的书信看，胡适对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表示了支持，并给他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引用了《庄子》"至乐篇"里的部分文字，说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刘文典刚好正在潜心写作《庄子补正》，遂将"至乐篇"里的文字重新考订了一番，"稍稍可读"，但仍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必欲求解，势将流入穿凿附会一途"。由此可见，刘文典后来夸口自己是古今中外真正懂《庄子》的唯一一人，并非完全"无厘头"。
  本来以为校勘《庄子》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一工作却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先是回到故乡筹办安徽大学，后则回到清华大学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直到长子刘成章因病早逝，刘文典为了转移悲伤，才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点校"齐彭殇，等生死"的《庄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刘文典什么都没带，只将《庄子补正》等尚未最后完成的书稿塞进一个蓝色包袱，到了云南。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最终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在此之前，他所写的《庄子琐记》被收入1928年出版的《三余札记》中。相比之下，《庄子补正》更像是一部"冥思研索"的巨著，收列《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的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以历代《庄子》重要版本为校勘基础，广泛征引了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奚侗、俞樾、郭庆藩、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古今知名学者的校勘成果。在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后，刘文典曾言明写作这本书的标准："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15 可以说，《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一生用力最多的校勘著作，亦最被世人所看重，是至今所有治国学的人都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顺便插一句，时间的轮盘转到21世纪初叶，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一位英姿飒爽的"国学女将"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解读《论语》的心得，一炮走红。2007年春节期间，她又披挂上阵，高擂战鼓，用成功学的方法解读《庄子》，据说一部书稿就卖了几百万。但尽管于丹再红，她都没有忘记向刘文典这位大师"讨教"：在她"天价书稿"的参考文献作者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庄子，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自矜为"古今唯一懂庄子"的刘文典。
  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却真实地凸显了《庄子补正》持久未变的学术价值。刘文典本人对于这部著作也相当满意，除了在西南联大开设相关课程向学生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之外，还专门将这部书稿送给陈寅恪先生审读分享，得到由衷的肯定。陈寅恪平生阅人无数、读书无数，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学术成就，但对于刘文典的这本《庄子补正》，却另眼相看，褒奖有加。1939年11月，尚处于颠簸流离状态的陈寅恪欣然为《庄子补正》作序，内容如下：
  第58节：偶像陈寅恪(10)
  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认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
  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纵览陈寅恪一生的学术交往，能够赢得他如此赞誉的，不过陈垣、杨树达等有限的几个人而已，而他竟对刘文典的著作做出"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的评价，并认为其"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足见《庄子补正》给他带去了多么大的学术惊喜与思想认同。
  当然，陈寅恪写这篇序言，实际上也是别有所指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全国很快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改造古人典籍的热潮，"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渐渐地，"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理智的头脑没有了，大棒子满天飞，对于一切"经史子集"或全盘否定，或任意改造，每个人都似乎变成了金圣叹。分明是用自己的观点在注释"天下才子书"，还说"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往古人的头上"扣屎帽子"。而刘文典实事求是、谨小慎微、有一说一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打动了陈寅恪。
  打动陈寅恪的还有刘文典校勘《庄子补正》的真正苦心。在《〈庄子补正〉自序》里，刘文典写道："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这虽然是一段"之乎者也"的文字，但读起来并不难理解。在当时那种炮火连天、举国动荡的环境下，刘文典想凭借自己对于《庄子》的重新整理，突出学人名节的重要。这一点，同样是陈寅恪所看重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陈寅恪的身上，令刘文典感到钦佩的，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还有其独立坚持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后世学人对于陈寅恪一致敬重的根源所在。
  第59节：偶像陈寅恪(11)
  正如前面所写到的，陈寅恪在名节坚守上的超然，是有其家世渊源的。日军侵入北平后，他父亲散原老人绝食绝药而死，这对于陈寅恪的心灵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实在此之前，陈寅恪就已经表现出对学人名节的独特见解。1927年6月2日，陈寅恪的清华同事、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两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仁一致推举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王国维为何而死？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被罗振玉逼债，有的说是因为丧子之痛，有的说是缘于苦病厌世，但陈寅恪凭借与王国维的交往，断定他是死于名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