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刘文典说，他当时"并不佩服"鲁迅，"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每次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见面，他也几乎没听到过鲁迅同别的教授谈话，而且总是一下课就披起大衣走人。只不过，刘文典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吃糖了，而是拼命地抽纸烟。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刘文典没有课，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想看看这位"师兄"是如何上课的？结果，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一直到傍晚五点钟才回家。在这一次课上，刘文典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
  当然，这种"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对鲁迅学识的赞赏。这和他后来"佩服"、"崇拜"陈寅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对于后者的"佩服"、"崇拜"是全方位的。至于鲁迅人格的伟大，刘文典"那时还没有发现"。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刘文典与鲁迅长谈了几次。听到刘文典谈论对《昭明文选》的看法，鲁迅竟然没有像以前痛骂"选学妖孽"那样痛骂刘文典，反而给予他很多的赞赏，这让刘文典很是高兴。两人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交流而接近了许多，只是仍谈不上成为亲密的朋友。
  刘文典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是少年同学、中年同事，比泛泛的朋友稍要亲密些。在教学、工作之外，两人仍然没有任何的私人往来。
  鲁迅后来成了中国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一员健将，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和杂文，向恶毒的旧制度发起挑战。但刘文典在读了鲁迅的《呐喊》之后，"很不以他为然"，因为在《呐喊》的序言中，鲁迅说"中国的革命绝不会成功"，而且还用"曲笔"在烈士的坟头上加了一个花圈。
  读完这些文字，刘文典很是不安，他认为"鲁迅不只是孤僻，简直是冷酷了"。这样的观点，也为他1949年7月11日的那场演讲埋下了伏笔。对于后来被人誉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刘文典始终没有做到完全地"崇拜"，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没有做到"十二万分地崇拜"。
  后来，鲁迅离开了北京，先后到了广州、厦门、上海等地，刘文典与他也从来没有书信往来。
  第65节："骂鲁迅"风波(4)
  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因1929年5月李秉中结婚，新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请亲朋好友。李秉中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学生，也是鲁迅的学生，而且深得这两位老师不约而同的赏识。
  李秉中写了部《边雪鸿泥记》，请胡适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很长时间没有消息，只好央请刘文典打听一下近况。刘文典满口答应，立即给胡适写信，并在结尾落笔："请你务必拨冗回弟一信，以便答复前途。"
  鲁迅更是把李秉中当做不可多得的"少年知音"之一。他也曾为李秉中的《边雪鸿泥记》多次写信给胡适，关切之心，令人感动。1924年9月24日，在一封给李秉中的信函中，鲁迅更是大胆解剖自我，首次坦露"曾经想到自杀"的隐秘心迹："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样的声音在鲁迅的生命中还是很少听见的。他后来与李秉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李秉中结婚，刘文典和鲁迅同时到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刘文典记得，那一天，他去得比较早，但鲁迅更早，躺在芍药栏边的一张藤椅上，悠然地闭目养神。刘文典看到鲁迅穿了一件新的竹布大褂，便开玩笑说："这可是《风波》里赵七爷的装束啊！"
  鲁迅听了，似乎有些不高兴，但也没有生气。《风波》是鲁迅写的小说，赵七爷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个遗老，总靠假学问骗人。鲁迅知道，刘文典只是一时口快，并没有揶揄他的意思。
  由于婚礼迟迟没有开始，刘文典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鲁迅旁边，与他说了半天的话。鲁迅这一天的精神似乎特别好，面色也不像往常那样枯涩，只是说话的神情依然是一成不变的严肃，就连说笑话时都是一样。
  老友重逢，刘文典很热心地问起鲁迅在外地生活的状况。鲁迅说，有一次在广州，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就不客气地回话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一句话，把那几个年轻的国民党军警震得一愣一愣的，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刘文典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很是有趣。
  两人正聊得热火，新郎新娘出来了。在主人的邀请下，大家各自走到大厅里吃西餐。席散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多钟，刘文典就匆匆地回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鲁迅。其实，这次鲁迅在北京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刘文典并没有去找过他，足见两人交情的深浅。
  关于这次会面，鲁迅在1926年7月6日的当天日记里也有记载，不过依然是他一贯的简约笔法：
  赴中央公园贺李秉中结婚，赠以花绸一丈，遇刘叔雅。
  两人的交往似乎也就仅此而已，说不上多么亲密，也说不上多么生疏。据蒙树宏先生考证，鲁迅在著述里曾五次提到刘文典：见于《鲁迅日记》三次（两次见面，一次购买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见于《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一次，见于《二心集·知难行难》一次。2
  在《知难行难》里，鲁迅浓墨重彩地写了刘文典顶撞蒋介石的事情，行文是完全带着赞赏口吻的。这说明鲁迅极为钦佩刘文典的人格，对于和他的交情又不是完全冷漠的。
  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或许正是出于与鲁迅这般的往来，刘文典才会在《关于鲁迅》的演讲中任意指点，"大放厥词"。
  第66节："骂鲁迅"风波(5)
  1949年，距离鲁迅逝世已经十三年了。刘文典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时候的鲁迅早已不是活着时的鲁迅了，在当时很多人的心里，鲁迅已经成为一个"神"，碰不得。
  鲁迅晚年稍稍表现出来的左倾，让无数左翼人士和红色力量为之激动。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病逝，宋庆龄在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电话沟通后，立即要求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把丧礼搞成一个运动" 3。当时还有一种声音传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
  在10月22日送葬的队伍里，许多人更是高唱《鲁迅先生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4 鲁迅在当时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群体中的影响力，渐成汹涌浪潮。
  一年之后，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定下基调："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众所周知，他后来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做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长篇演讲。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正从四面八方突破国民党的白色封锁，纷纷涌向延安这个革命的圣地。毛泽东将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一连用了五个"最"来赞赏他，代表的正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刘文典忽视的，恰恰是这股力量。那天晚上，当他坐在泽清堂的讲台上，大谈他与鲁迅的交情，大谈鲁迅的"疵点"时，他可能并未想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对于他的"批判"将会铺天盖地而来。尽管这原本应该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这场"大批判"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正义报》和《观察报》，虽然都是民办的报纸，但在整体倾向上是比较激进的，读者中有不少人都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枪杀，这两份报纸都及时报道，全面揭露国民党的卑劣行为。1949年9月9日，蒋介石要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整肃"全省，查封了三份报纸，其中就包括《正义报》和《观察报》。
  纵观云南各家报纸发表的"反攻"刘文典的文章来看，大多是带着激愤情绪的，甚至不惜在遣词造句中"扯起嗓子骂娘"。真正对刘文典演讲所传达的信息进行核实、考证的，并不多。
  且来看看这些"大批判"文章--
  够了！也不必和刘先生逐条讨论了（因为牛头不对马嘴，无从讨论起）！我相信，只要是（对）鲁迅著译有一点相当了解的人，对刘先生这一通所谓的讲演，如果不认为他是信口开河在胡乱讲说，那我真认为奇怪了！我们只要看他对是谁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盐谷温著作的话，他都没有弄清楚，以及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话，我们在《鲁迅全集》上并没有看见--也许是鲁迅先生对刘先生说的；据刘先生说鲁迅和他是朋友，但据《鲁迅全集》似乎鲁迅先生和刘先生并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就压根儿可以断定刘先生对《鲁迅全集》并没有读过，并没有读完，充其量他看了一本《呐喊》，就来讲什么《关于鲁迅》，还说是了解得最清楚，真是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