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二号人物

北京有他的驻地——西黄寺，但承德避暑山庄没有，没有六世班禅大师的驻地，谁来负责修建？换谁谁也干不了这个工作。当时乾隆皇帝命令和珅：“你负责给我建造六世班禅大师在承德的驻地，仿班禅所居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形式，给他专门建造一个宫殿，命名为‘须弥福寿之庙’。”“须弥”即须弥山，藏语名“扎什”，“福寿”藏语名“伦布”。“须弥福寿”的意思是像吉祥的须弥山一样多福多寿。
  在细细看过和珅设计的图纸之后，乾隆皇帝连连称赞，并命和珅加紧督造，财力、人才悉听他调用。历时不到一年，“须弥福寿之庙”建成开光。这就是和珅督造的“须弥福寿之庙”，换别人这个工作做不了，因为建成必须符合西藏喇嘛教的规矩规章，而且又要适合中土的风俗，这个工作只有让和珅来做。
  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写道：“布达拉既建，伦布不可少。择向兴工作，亦以不日成。都纲及寝室，一如后藏式。金瓦映日辉，玉幢扬风舞。”说的是这座庙宇兴建的速度、形制和落成后的壮丽。建庙是为了接待班禅，所以这座庙又俗称“班禅行宫”。
  到现在为止，须弥福寿之庙依然矗立在承德避暑山庄北面狮子沟南坡。须弥福寿之庙共占地3.79万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了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风格。寺庙建造在山麓之上，在寺庙正中，建大红台一座，以此为中心，把整个院落分为前、中、后三个组成部分。前部建有碑亭，后部建琉璃万寿塔，依循山势，逐次升高。庙的前部建筑由五孔石桥、石狮子、山门、碑亭、琉璃牌坊组成。周围建有围墙环绕，左右建有东西掖门，上面按照中式宫城的格局建有楼台。这座庙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红台与东红台、吉祥法喜殿相毗连，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人造成一种辉煌庄严的感觉。
  据相关史籍记载，年已70岁的乾隆皇帝为了迎接六世班禅，专门跟精通藏语的和珅学习，掌握了一般常用的藏语，还研究了藏史。
  想一想也是，诺大的一个朝廷，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的人，他不见得会为官；会为官的人呢，他又不见得能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两者都精通的呢？诺大的乾隆朝只有一人——和珅。您说，乾隆皇帝如若不赏识和珅，还能够赏识谁呢？真的，没人了。
  第二是做好外交事务工作。
  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宜，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外交使命。
  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当时还是吏部侍郎的和珅就在朝鲜使者的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据朝鲜使者记载：
  皇帝乘马执鞭过臣等所望处，间不过五六步。顾谓侍臣曰：“彼是乾隆使臣乎？”有一黄衣者对曰：“然矣。”衣黄者闻是吏部侍郎和珅云。皇帝遽曰：“通官前来。”则衣黄侍臣谓通官曰：“使臣何为起对？”皇帝笑曰：“朝鲜礼法，例如此矣。”
  此次后，和珅与朝鲜使者接触频繁，以至于我们在朝鲜使者的多种记述中经常可以看到和珅的名字，成为我们现在了解和珅的一份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和珅为乾隆皇帝干了这么多活儿，让我们来看看乾隆皇帝是怎么评价他的吧。
  《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记：“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乾隆又注：“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图赞》记：“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唯明切断。平萨拉尔，亦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干。”
  在和珅的外交事务中，最为有名的便是与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斗智斗法的故事，我们在后面详细讲述。
他是皇上的“摇钱树”
  和珅非常清楚地知道，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代明君，在他面前展现才华，并不仅仅是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就能实现的，必须要拿出真实才干，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才能真正打动乾隆的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就成为和珅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五项基本条件。
  能够典型体现和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的是下面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李侍尧案”。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李元亮担任过户部尚书。李侍尧在乾隆初年曾被乾隆接见，先后出任军机处章京、热河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等职，此人精明干练，颇有才略。史书上记载他：“短小精敏，过目成篇。见属僚，数语即辩其才否。拥几高望，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从皆悚惧。”说他有过目成篇的本领，接见下属的时候，只几句话就可以从中看出下属的才干如何。因此，乾隆对他颇为倚重，曾先后委以重任，历任两广、湖广、云贵三省总督。这样的人难免恃才傲物，再加上年高位重，更是看不起别人，尤其像和珅这样的青年官吏，他从未放在眼里。
  曾任云南粮储道与贵州按察使的海宁，因为与和珅关系不错，经过和珅的关照被调任奉天府尹。他上任之前，特意到和珅府上拜望，感谢和珅把他调离了西南蛮荒之地，连同丰富的礼物一同带给和珅的，还有李侍尧在云南贪赃受贿的消息。海宁求见和珅之后，对和珅说：“当今圣上对纳贿、贪赃深恶痛绝，几番下圣谕要官员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可那李侍尧在云南作威作福，横行无忌，我有心要向皇上参奏李侍尧，又恐怕自己官卑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不知如何是好，所以特来求教。”说完还向和珅呈上了他平日搜罗的李侍尧受贿的证据。和珅听罢大喜，立刻把海宁夸奖了一番，并鼓励他不必畏惧李侍尧的淫威，尽管上奏，一切都有他照应。
  第二天早朝，海宁来到殿上，跪拜乾隆皇帝之后，把自己书写的奏折呈递上去。乾隆皇帝读罢勃然大怒，说他对李侍尧在云南贪赃枉法早有察觉，只是念他征战多年，立功无数，才网开一面，孰料他竟然愈发不成体统，当即命和珅赴云南查清李侍尧贪赃一案。
  和珅到达云南之后，先向李侍尧宣读了圣旨，将他暂且革职，然后就再不过问此案，游山玩水去了。因为他明白，云南毕竟是李侍尧的地盘，他在此地经营多年，定然耳目众多，根底深厚。寻找他贪赃的证据，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先装作懦弱无能、不思公务的样子来麻痹李侍尧，暗地里派出得力亲信细心查访。这办法果然奏效，几天下来，他就收集到了一些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全都不怎么重要，远不足以置李侍尧于死地。和珅不肯就此罢休，开始打李侍尧的大管家赵一恒的主意。赵一恒身为李府的大管家，所有财物交易必经他手，如果能撬开他的嘴巴，整个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和珅命人绑来了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起初还拼死抗争，拒不招认，后来终于耐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一一向和珅作了交代。和珅有了坚实的证据，心里就有了底，踏实下来。他把赵一恒交代的事项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属下的大官员，当着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一桩一件全都清清楚楚。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然掌握了全部证据，自己顽抗下去也毫无意义了，还不如从实招来，也许还能保全自己呢。于是他们纷纷倒戈一击，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尧的淫威，是被迫行贿的。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和珅才提审李侍尧。他就在总督府的堂中央摆下公案，声势逼人。李侍尧来到公堂后还有恃无恐地强辞争辩。和珅见状，命人将赵一恒带上公堂，让他当面与李侍尧对质。和珅每问一句，赵一恒就机械地回答一句，李侍尧的心也就往下一沉。等和珅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侍尧感到大势已去，放弃所有希望了。关于李侍尧的认罪，史书上写道：
  他自任得道府以下贿赂不讳。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思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
  乾隆皇帝接到和珅的奏折，见海宁弹劾李侍尧的奏章句句属实，恼怒非常，命和珅把他带回京师治罪。和珅有意置他于死地，几经审问，和珅上奏：“拟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后又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皇帝感念他曾屡立战功，又颇有才干，不忍心就这样把他杀了，就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珅等人再行商议。有江苏巡抚闵鄂元领悟了乾隆皇帝的本意，上书奏请道：“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仪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乾隆皇帝遂判李侍尧“斩监候”，将他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籍没了他的家产。和珅虽然没有达到将李侍尧斩首的目的，却向乾隆皇帝展示了自己办事的才干，可谓不虚此行。
  第二件事情是创建“议罪银”制度。
  乾隆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帝王，但到了晚年逐渐糊涂起来。这大概是中国帝王普遍的规律。他渐渐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却又要示人以严谨勤俭、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想奢华，又怕人家说他挥霍；欲享受，又不想被人说贪图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