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二号人物

和珅为乾隆皇帝想了许多敛财的办法，甘心情愿地替乾隆皇帝背上奢侈的“黑锅”。他们之间好像形成了默契，乾隆一旦在朝堂上下令不要铺张，和珅便在下面怂恿督促地方官员、各地富商们加紧捐贡。在和珅的主持操办之下，只一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国库中的银子也多了起来。在替乾隆敛财的各种方式中，最重要的是和珅创建了“议罪银”制度。
  “议罪银”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您要犯罪了，您拿一笔钱交到皇上这儿，然后皇上一看，本来应该流放你十年的，算了，流放你三年，您把钱交我这儿就行了。
  这个“议罪银”制度好吧？您敢说您的一生不犯错误？和珅出了这么一招怎么样？所有的大臣还没犯罪呢，先把钱交给皇上——皇上，这是我的钱，我存这儿，将来我犯错的时候将来从这儿直接勾。您就甭朝我要了，我都先存在您这儿了。
  这个“议罪银”制度好吧？“议罪银”实际是您将来犯错误的时候用的银子。这个议罪银有数吗？在乾隆朝，谁出的主意这事就归谁办。谁出的主意？和珅出的主意。
  所以所有的大臣如果想交“议罪银”的话，就都要交到和珅这儿。这就等于是和珅给皇上创立了一个私人小金库。这金库里的金子、银子皇上不知道有多少，其实就连和珅自己也不大清楚，他只是知道小金库里面的金银多了去了。
  通过“议罪银”制度得到的巨额银两，有85%供皇帝个人挥霍，不入国库。这点儿钱除了乾隆皇帝使用就是和珅使用。您想想，在后来嘉庆皇帝抄和珅家的时候，怎么抄了那么多东西呀——就是这儿的钱啊，都是大臣们交给他的。
  钱有了，但是这个钱轻易还不能花，还得留着。所以和珅经营了内务府，一年就扭亏为盈，原来内务府可是一点儿钱都没有了。从这一点上看，和珅的办事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本事还是非常大的。和珅这一招，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了，内务府的钱就有了很多。皇上一看，和珅你牛啊，行，户部尚书的职务给你了——和珅就是这样当上户部尚书的，就因为他创立了议罪银制度。
  这个“议罪银”制度对乾隆皇帝是个好事，对官员们的前程是个好事，但是对老百姓呢？咱们真不敢恭维。俗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看来，这个“议罪银”制度真不是一个好的招数，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它会导致官场腐败，官场恶化。
  第三件事情是安排乾隆皇帝南巡。
  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曾经到过江南六次，康熙皇帝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根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乾隆皇帝继位不久，听说苏州的景色美如天堂，便很想去江南巡游视察，并派大学士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去江南查看道路。讷亲从心里就不赞成乾隆皇帝南巡，所以他在给乾隆皇帝的回奏中说：“苏州城外的虎丘还算得上名胜，实际上像一个大坟堆。苏州城里河道狭窄，粪便、船只拥挤在一起，过了中午就臭不可闻，根本不算什么风景。”乾隆皇帝听了讷亲的回报，只好暂时打消了南巡的念头。有个侍郎尹令一从江南回来，上奏说：“陛下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皇帝就怒气冲冲反问他：“你说民间疾苦，你具体指出什么人疾苦？说怨声载道，具体指出什么人有怨言？”还有个大学士程景伊，反对乾隆皇帝巡游湖州。乾隆皇帝说：“朕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程景伊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呢！”尹令一和程景伊都因为直言而受到了处分。这一来，朝廷上下铺张奢靡、献媚取宠的风气就越来越滋长了。随后不久，乾隆皇帝就开始了先后六次的“下江南”：第一次下江南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五次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六次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我们当然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先后六次“下江南”，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乾隆皇帝“下江南”，与黄河的治理的确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皇帝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五次是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第二，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凡是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乾隆皇帝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在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试题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8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写了《二十二史考异》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以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第三，阅兵也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重要活动之一。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的技能。乾隆皇帝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乾隆皇帝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但没想到，阅兵反而闹了许多笑话。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一时传为笑谈。
  但是，我们也知道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排场，正如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告诉你的那样：银子花得就像淌海水似的。乾隆皇帝个性张扬，凡事皆好大喜功，南巡也讲求声势排场，奢侈靡费。每次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指定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查路线、修桥铺路、葺治名胜、兴建行宫等事宜。
  以道路而言，乾隆皇帝要经过的道路称为御道，极为讲究，要求帮宽三尺，中心正路宽一丈六尺，两旁马路各七尺，路面坚实、平整，笔直；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经过之前，还要用清水泼街，以免扬尘。据说，由于御道要求笔直，不得随意弯曲，结果，许多百姓的房屋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遭毁坏。
  等到出行时，乾隆皇帝带上皇后嫔妃、王公大臣、章京侍卫、扈从兵丁，一行多达2500余人，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浩浩荡荡。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400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用船1000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声势显赫。沿途还兴建行宫30多处，每处都装饰一新，陈设珍奇古玩。乾隆皇帝尤为喜欢万民夹道欢迎的景象，因而明确规定，凡御驾经过的地方，30里内，地方官员都要穿戴朝服前往迎接。在此之前，朝廷还要派专门官员到各地教演迎送仪式。乾隆皇帝虽然也由内府负责南巡的花费，但他排场太大，开销也大，据统计，康熙皇帝六次“下江南”，“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而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各项花费总数竟然高达200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