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

  作为一个在桑德赫斯特受训的军官，温文尔雅的侯赛因国王是亲西方的，他的政权先后由英美资助，尽管如此，他仍必须在阿拉伯世界中谨慎地维持权力的平衡。有时他不得不忍受敌对的激进独裁者如埃及的纳赛尔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令人窒息的拥抱。像他的祖父一样，他可以与以色列人共事；很久以后，他甚至特别喜欢拉宾。
  1951年，八十多岁的丘吉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向一位官员咕哝道：“你们应该让犹太人拥有耶路撒冷——正是他们使之闻名于世。”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分裂成东西两区，“一系列令人不快的路障、围墙和铁丝网”，上面的“告示用希伯来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写着‘停！’‘危险！’‘前方边境！’”。夜晚，爆炸声伴随着机枪声，唯一的入口是曼德尔鲍姆门，它和柏林的查理检查站一样有名。然而，它既不是一扇门也不是曼德尔鲍姆家的房子。很久以前离开耶路撒冷的希姆哈和埃丝特·曼德尔鲍姆是出生在白俄罗斯的袜子生产商，他们坚固的家园成了哈加纳的一个据点，1948年这个据点被阿拉伯军团炸毁，之后废墟上建起了曼德尔鲍姆检查站。
  在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工事两侧，是住得很近的两家：犹太少年阿莫司·奥兹家和巴勒斯坦儿童萨里·努赛贝（安瓦尔的儿子）家。后来，既是优秀作家又是狂热主义反对者的奥兹和努赛贝成了朋友。“伊斯兰，”努赛贝写道，“对像我们这样的家族而言，与犹太教对于几百英尺之外无人区另一边的阿莫司·奥兹来说没什么区别。”男孩们看到大量新涌入的移民再一次改变了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特别是伊拉克人，已经报复了自己国家的犹太社区：此时有六十万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但正是那些以“哈勒丁派”（意为“令人敬畏的人”）出名的极端正统派幸存者改变了耶路撒冷的面貌，带来了17世纪的中欧服饰和文化以及一种伴有神秘和欢乐祈祷的信仰。“天刚一黑，”萨里·努赛贝回忆道，“我就窥探不到无人区另一边的街道，”而在米歇雷姆那儿“我看到许多穿黑袍的人，有时那些大胡子的人回头看我。”他们是谁？他想知道。
  哈勒丁派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另一派则是诸如米歇雷姆的塔尔多特·哈伦（Taldot Harem）那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上帝可以恢复圣殿。这些内省的、死板和固守仪式的派别又分为哈西德派和立陶宛派，都说意第绪语。来源于七个主要拉比家族的哈西德派又分化成许多派别，这些拉比能行奇道，又称为“admor”（这是“我们的先生、老师和拉比”的首字母缩写）。不同派别之间的服饰和神秘差异导致了以色列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复杂性。[2]
  以色列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首都，[3]这是一个世俗与宗教的混合体。“以色列是社会主义的和世俗的，”乔治·魏登菲尔德回忆道，“上流社会在特拉维夫，但耶路撒冷以老城的拉比、晚餐后讨论艺术和政治的里哈维亚德国知识分子以及高级公务员和将军们（比如摩西·达扬）这些以色列精英为中心。”哈勒丁派则过着他们自己的独特生活，许多像魏登菲尔德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外出到耶路撒冷最小的餐馆芬克家就餐，食用不依照犹太教规烹煮的炖牛肉和香肠。在这个独特的混杂着修复的古迹和现代废墟的万花筒城市里，阿莫司·奥兹感到不安。“可有一个人曾在耶路撒冷感到宾至如归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即使他居住在这儿长达一个世纪。”他在小说《我的米海尔》中问道，“如果你转一下头，你可以在所有这些建筑中看到一块岩石场、橄榄树、一片荒地、成群的牲畜围着新建的总理办公楼在吃草。”奥兹离开耶路撒冷，但萨里·努赛贝留下了。
  1961年5月23日，本-古里安召见他的年轻助手伊扎克·雅克夫（Yitzhak Yaacovy）来到他的办公室。总理抬头看着雅克夫：“你知道谁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吗？”
  雅克夫回答：“不知道。”
  本-古里安告诉雅克夫：“他就是组织大屠杀，杀死你的家人并把你送往奥斯维辛的那个人。”他知道，雅克夫是匈牙利正统派的后代，曾于1944年被党卫队一级队长艾希曼送入死亡集中营。在那儿他被挑选出来，像苦役一样活着；而其他一些人则马上被党卫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亲手用毒气毒死。他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他的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后来他移民到以色列，在独立战争中负伤并定居耶路撒冷，之后来到总理办公室工作。
  本-古里安继续说道：“今天你将陪同我坐车前往国会，并作为我的座上宾听我宣布我们已将艾希曼带回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已从阿根廷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将其秘密绑架，5月，耶路撒冷市区一家法院开始对艾希曼进行审判。他被绞死在拉姆拉监狱。
  在边境另一边，侯赛因国王称这座城市为他的“第二个首都”，但他的政权太不稳定，所以他不敢冒险将首都从安曼迁到这里。这座圣城实际上已被降为一个“中心带有铁丝网的地方城市”。尽管如此，哈希姆人的耶路撒冷重新焕发了某些古老的魅力。国王的兄弟穆罕默德王子治理着西岸，他刚刚迎娶了漂亮的十六岁巴勒斯坦人菲娅·拉希德。菲娅王妃记得：“我们一年有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度过，住在达贾尼家怡人的小别墅里，但我的丈夫得花大部分时间和基督徒谈判，试图实现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之间的和平。”
  国王侯赛因任命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圣地的总督和监管者。努赛贝家族比以往许多世纪更加声名显赫：安瓦尔有时还担任约旦国防部长，他的兄弟哈齐姆担任外交部长。所有大家族都失去了他们的金钱和橄榄园，但许多人继续居住在他们位于谢赫贾拉的别墅里。安瓦尔·努赛贝此时住在美侨区对面一栋“带有波斯地毯、镀金的学位证书、餐后饮用的水晶玻璃杯和数打网球奖杯”的老式别墅里。努赛贝不得不抱持着“一种宽容的普世教会合一的心态”，每周五都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并在每次复活节上带领全家参加“身着长袍的高级教士手持金十字架绕圣墓三次”的活动。他的儿子萨里回忆说：“我的兄弟和我最喜欢这个（复活节庆祝仪式），因为基督徒的女孩是城里最漂亮的。”但圣殿山一片寂静。“几乎没有穆斯林访客去往圣地。”耶路撒冷著名学者奥列格·格拉巴注意到，这些年他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萨里·努赛贝调查研究了老城，他发现老城“充斥着戴着金怀表自以为是的店主、兜售货物的老妇人、四处游荡的托钵僧”和回响着“人们抽水烟泡泡声”的咖啡馆。美国副领事尤金·伯德观察到，约旦人的耶路撒冷真是个袖珍世界：“我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小的大城市。只有一百五十人符合在这个城市居住的限制条件，得以居住在此。”一些大家族支持发展旅游业：侯赛尼家族经营了一家“东方之家”旅馆。白发苍苍的柏莎·斯帕福德将她的美侨区改建成了一家奢侈的旅店，这个戴胸针的贵妇人自身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她认识从杰马勒帕夏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每一个人；她甚至两次上了英国电视节目《这就是你的人生》。凯蒂·安东尼乌斯返回老城并建立了一所孤儿院，而在她家里，她开了一所以当地八卦专栏命名的“高档的餐厅兼沙龙”。她是“艾略特《鸡尾酒会》里的人物”，美国副领事写道，“是个长舌妇而且虚假做作”。总是“身着最时尚的服装，戴着一串珍珠项链，黑发剪得相当短”，带有“鲜明的白色条纹”，副领事的儿子、作家凯·伯德认为她“是个女强人但又有些轻佻”。但她没有丢掉政治上的怒气，评论道：“犹太国建立之前，我认识许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现在任何试图和犹太人交易的阿拉伯朋友都会被我抽耳光。我们输了第一回合；我们不能输掉这场战争。”
  超级大国总是支持自己的宗派，所以毫不令人吃惊，冷战是在长袍之下和耶路撒冷祭坛之后秘密发动的，“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柏林的后巷”。又一座被分裂的城市。美国副领事伯德建议中情局资助八万美元去修复谢尔盖大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的金圆顶。如果中情局不支付，克格勃也许就会支付。俄国东正教已分裂为中情局支持的以纽约为总部的教会和克格勃支持的以莫斯科为总部的苏联教会。约旦人是坚定的美国盟友，将他们的俄国教堂送给了反共产主义者教会，与此同时，以色列人感念于斯大林是第一个承认他们的新国家的元首，于是将他们的俄国财产交给了苏联人。苏联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由“牧师”（事实上是一个曾担任过北朝鲜顾问的克格勃上校）领导的布道团。
  在依然由“侯赛尼家族、纳沙希比家族、伊斯兰学者和基督教主教”主导的闭塞落后的城市，“如果你忽视无人区和难民营，”萨里·努赛贝写道，“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未曾发生过。”然而没有什么是不变的——甚至这个混杂的耶路撒冷此时也正受到威胁。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崛起改变了一切，这使得侯赛因国王陷入危险，并危及了他所占领的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