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女生

  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是这座城市再也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金色的布拉格！
  后记
  人生中最短又最快乐的时光
  本书中这四五十篇文章，是我从三年前，在学习与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写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文字，感到又亲切又陌生。文章中间所提到的人和事有的已经离我很遥远，而有的故事却还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就在昨天，我去纽黑文市中心买东西的时候，还看见一张贴在电线杆上的告示，上面写着："如果你知道谁是杀害苏珊·卓文的凶手，请理解一个母亲的伤痛，与我们联系。"
  苏珊·卓文（SuzanneJovin），就是那个在我大二时被谋杀的的耶鲁女生。六年了，她被害的悬案一直还没有水落石出。苏珊的母亲还在苦苦地寻找令人心碎的答案，对他们来说，五年前的恶梦还在继续，也许永远也不会消散。
  还有我的那位同性恋朋友理查德，相信读者对他的命运也十分好奇。他现在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在纽约大学法学院（那在美国也是最顶尖的法学院之一）上了三个学期之后，他的沮丧症复发，精神崩溃，不得不暂时辍学，在家休养了一个学期。休养期间，我与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几乎天天在网上或电话上聊天。他的精神恢复得不错，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学业上的压力，他有机会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反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这几
  个月，他成熟了不少，也平静了许多。今年九月，他将重返纽约大学校园，完成学位。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国际人权律师。
  我在耶鲁的朋友们大都仍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毕业后，有些朋友像理查德与约翰，马上就接着去读研究生，更多的朋友则选择先工作两三年，然后再回到学校深造。像在这本书里提到过的，喜欢裸体奔跑的克黎丝，在MTV公司工作了两年以后，决定到法国去攻读古典文学硕士。荒唐狂饮演出"啤酒倒立"的萨姆，在为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了两年之后，决定当一名律师，现在正在伊利诺州立大学法学院深造--看来，我们这些本科是学人文科目的学生们，法学院是最受欢迎的一种选择？我有两个好友在耶鲁法学院，两个在斯坦佛法学院，还有一个去了哈佛法学院。我大一时的室友格蕾丝，耶鲁的历史系毕业生，现在也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法学院深造。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确定得那么明确。曾在格兰特基金会共事几年的我的顶头上司野树，耶鲁毕业后搬到华盛顿，着实"游手好闲"了几年。他打了不少五花八门的半职零工--"雅"的像给哈佛教授作研究助理，帮助国会议员候选人竞选，等等；"俗"的则包括在餐馆端盘子、在咖啡店为人调饮料。直到现在，他似乎还是拿不定主意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前一段时间听他说打算去芝加哥大学读个政治硕士，但后来又好像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他好像也并不着急，反而十分享受他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第82节：开始哺育下一代
  还有格兰特基金会的另一个教师同事波蒂莎，从耶鲁毕业后决定当一个独立电影导演，为拍片子走南闯北，从加拿大走到墨西哥。到现在尽管仍然没有稳定的职业与收入，但她的生活，绝对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多姿多彩的一个。
  在私人生活方面，我有两个好友已经分别在去年与今年结婚，其中一人已经当了母亲！初听到这消息，我惊诧不已--感觉上，有些人看我都还是个孩子呢，怎么我的同龄人已经开始哺育下一代了？再一想，也不早了，二十五六岁，我们父母那一辈在我这个年龄不是已经结婚生子了吗？
  校园中的另一群经常被人遗忘的人们--耶鲁的乞丐们，还如往常一样在校园内外出没。"卖花姑娘"还是在耶鲁的星巴克或是三明治店前卖花，几条街道以内都能听到她的大嗓门。而"莎士比亚女士"在那场关于她的电影上映之后，导演把全部盈利捐给了她。这几千美元对她来说可是不小的数目，因此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在街道上见到她的身影了。
  而我自己呢？这五六年中，我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变换了无数次--大学生、外籍大学英语教师、社会调查员、图书馆助理、无业游民、公司经理……
  在欧洲游荡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母校所在地纽黑文，在一个规模不大的教育培训公司当经理，我爸调侃说，大小是个"副科级"领导干部了。因为公司小，倒可以全面锻炼能力，从设计培训项目，到维护公司网站，从推销培训产品，到与投资人谈判，从招聘员工，到管理资金……都需要凝神费心，不敢懈怠。让父母尤其不放心的是，我经常得单枪匹马开着辆面包车，上面装满各种投影、音响器材，起早摸黑长途跋涉六七个小时，到各个州的大学、公司、机构，去独当一面地主持培训项目--深夜迷路是家常便饭了。这里面的故事，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在业余时间，我仍喜欢偶尔调点五彩缤纷的鸡尾酒，不过主要是给自己与朋友观赏和品尝，无法施展这门本事来赚到"高薪"。
  回过头来看这本书里写到的人和事，我要感谢多维新闻网的负责人何频先生，他对我的写作投注无限的信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软硬兼施地鼓励我每星期一篇，以"专稿"的名义，在多维网站上重点推出。在我父亲对我的文章大泼冷水之际，何频先生总是坚定地支持予以发表。我体会，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我的文笔有多么好，而是他期望更多地能够通过我的文章，使中文读者了解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的动态和看法。我的文章是否有代表性？其实未必。去年秋天，我因为既要承担全盘管理公司的责任，又要力拼报考法学院，超负荷运转的日子里，我不得已中断了专稿的写作。好在现在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担任某种"代表"的压力也就可以渐轻。
  我父亲对我的文章挑过很多刺。尽管我曾经对他的推敲大表不满，但是后来有时也暗自承认他的指点对我还是非常有益的。试想，每个星期只有与父母通两三次电话的时候才能够敞开了说中文，而平时从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到深夜睡觉最后一个梦境，都得用英语（偶尔还得用德语），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来练习、改进中文，在写中文文章时，词不达意和提笔忘字就成了绝对难免的事--当然这不能用来作我写作进步甚慢的借口。而对中文读者的需求和趣味的了解，父母比我有更大的发言权。
  大学期间，经常听见老校友们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这是你们人生中最好的四年！"耶鲁的校歌我也不知唱了多少遍："明亮的大学年代，多少欢愉，人生中最短的、最快乐的时光！"当时感触并不很深，毕业后这三年里却深切体会到，在耶鲁的四年是多么的奇妙。感谢母校，也感谢我开明的父母，给我充分的宽容、信任与自由来塑造自己的性格，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我们有时当然不免滥用这些自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感谢能拥有这样一块自己的空间，能从各种经验与错误中吸取教训，能与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成长。
  明年，我准备重返校园，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法学学者。到那时，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故事与读者们分享。
  (连载结束 谢谢关注)
【由www.sjwx.info整理，版权归作者或出版社所有，本站仅提供预览，如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