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

阿拉伯人不可能接受美国，以色列人又不信任联合国和欧盟，所以可能会由北约和俄罗斯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俄罗斯正渴望再次在耶路撒冷扮演重要角色。[7]国际化圣殿山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可以完全放弃对圣殿基石的权利，并且活着讲述这个故事；同时也没有一个伊斯兰当权者可以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享有完全的主权并在此后幸存下来。此外，综观那些国际化都市或自由城市，从但泽到的里雅斯特，它们的结局都不好。
  圣殿山很难分割。圣地、西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部分：“没有人可以独占神圣，”佩雷斯补充道，“耶路撒冷更像是一道火焰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人可以分开火焰。”不管耶路撒冷是不是火焰，都必须有人掌握这个城市的主权，所以各种各样的计划相继被提出，比如地上部分归穆斯林，地下的隧道和水池（以及基石）给以色列。布满洞穴、管道和水路的地下昏暗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一直令人激动不已，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谁拥有地下，谁拥有地表，谁拥有天堂？
  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的话，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敬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仍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不过，这也有可能。
  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现居内盖夫沙漠的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时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耶路撒冷，在许多方面如此可爱，在其他方面又如此可恨，这里层层覆盖着圣物和残骸，充斥着反常的粗俗和审美的精致，她似乎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紧张；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但事事都在变化。每天黎明，三大宗教的三大圣地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复苏。
  今晨
  早上4点30分，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wilz）醒来后开始他日常的祈祷仪式，诵读《摩西五经》。他穿过犹太区走到永不关闭的西墙，巨大的希律时代的方石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犹太人在那儿整日整夜地祈祷。
  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拉比，是七代前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他的家族是来自古尔和仪式派的信徒。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是七个孩子的父亲，拥有蓝眼睛的他戴着眼镜，留着胡须，身着黑衣，头戴无边圆帽，无论天气冷热、下雨还是下雪，他都这副打扮，穿过犹太区，直到看到大希律的城墙出现在他面前。每次靠近“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会堂”时，他都会“心潮澎湃”，因为无法用尘世的方式描述个人与这些石头的联系，那是心灵上的。
  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高耸于希律巨石之上，位于犹太人口中的圣殿山上，但是“我们都有足够的空间”，这个坚决抵制任何冒犯圣殿山之行为的拉比说，“总有一天上帝可能重建圣殿——但不用人类干涉。这仅仅是上帝的事情”。
  作为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负责保持西墙的清洁。石头间的裂缝里塞满了朝觐者写的字条。这些字条一年清理两次——分别在逾越节和新年前，因为这些纸条被认为是神圣的，所以他把它们埋在橄榄山上。
  当他到达西墙时，太阳正冉冉升起，已经有大约七百名犹太人在那里祈祷，但他总能找到同一个祈祷群体站在西墙边的同一地点：“仪式非常重要，它使人们能够全神贯注于祈祷词。”但是他并没有问候这个祈祷群体，他可能点了点头但一言不发——“第一句话是给上帝的”——与此同时，他将祈祷经匣缠缚到手臂上。他背诵着早祷文“沙哈里特（shacharit）”，这段祷文以“愿上帝赐给这个国家和平”结束。直到那时他才得体地问候了他的朋友。西墙下的一天开始了。
  凌晨4点前不久，正当拉宾诺维茨出现在犹太区时，一块鹅卵石掠过谢赫贾拉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家的窗户。他打开门，八十岁的阿迪德·朱达（Aded al-Nusseibeh）交给他一把沉甸甸的中世纪的12英寸（约30.5厘米）长的钥匙。现年六十岁的努赛贝是耶路撒冷其中一个最大家族[8]的后代，已经穿上西装、打好领带的他快步出发，穿过大马士革门，直奔圣墓大教堂。
  努赛贝担任圣墓大教堂的守护人已有二十五年以上，4点他准时到达圣墓大教堂，并敲响梅利桑德的罗马式建筑的巍峨大门。前一天晚上8点，他从教堂里面锁上门，希腊人、拉丁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司事们已经协商好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由谁去打开各扇门。三个主要教派的教士们已经在愉快的友谊和仪式性的祈祷中度过整晚。凌晨2点，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凡事都优先——开始进行弥撒，由八个传教士围着圣墓用希腊语祝颂，之后他们把场地交给亚美尼亚人；大门打开时，亚美尼亚人用亚美尼亚语进行的巴达拉克（badarak）仪式才刚刚开始；大约上午6点，终于轮到天主教。期间，所有的教派一直唱着他们晨祷仪式的颂歌。只有一个科普特人被允许待到夜晚，他只用古科普特埃及语祈祷。
  随着大门打开，埃塞俄比亚人开始在他们的平顶修道院和圣米歇尔礼拜堂用阿姆哈拉语祝圣，礼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门的右边。他们的仪式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必须要靠在教堂里给疲倦的朝觐者准备的牧羊人手杖上。夜晚，这座教堂里回荡着一种充满许多语言和圣歌的悦耳、低沉的声音，就像一个有许多种鸟类合唱的石林。这就是耶路撒冷，努赛贝从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人在等待我打开大门，而我担心如果有一天门锁打不开或出现差错该怎么办。十五岁时，我第一次打开它，当时只觉得好奇，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无论战争还是和平，他都必须打开这扇门。他说他的父亲为安全起见，常常睡在教堂的走廊里。
  然而努赛贝知道，一年可能有几次教士间的争吵。即使在21世纪，这些教士们只是偶尔表现出礼貌的样子，借以打发漫长守夜的无聊，实际上，他们仍然被历史累积的憎恨左右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控制着教堂大部分区域且人数最多的希腊人不时与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争斗，并且总能获得胜利。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尽管都赞同基督一性论，但还是特别怨恨对方：六日战争之后，为惩罚纳赛尔的埃及和支持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很少进行干涉的以色列人将科普特人的圣米歇尔教堂交给了埃塞俄比亚人。在和平谈判中，对科普特人的支持通常是埃及人的主要要求之一。尽管圣米歇尔教堂仍被埃塞俄比亚人占有，以色列最高法院还是将它判给了科普特人——十足的耶路撒冷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