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华而无奈的帝国：两宋王朝

  李元昊继位后，首先着手的是加强军备。为了自立，自然难免诉诸武力，因此必须有所准备。由于党项族人口不多，所以非行全民皆兵之制不可。李元昊就在这个制度之下，极力整备国家体制，也就是说，他把父亲创建的和平国家改为军事体制的国家了。
  使用“显道”这个半自立意味元号的两年后，李元昊决定采用与宋元号全然无关的“开运”之元号。盼望在新体制之下企求自立的西夏将会开运——这是他决定使用这个元号的意图。
  这是公开表态的自立宣言。
  翌年（1035年），他再度改元为“广民”。前一次暗示为自立宣言的元号，有欠研究，经过后来的调查知道，“开运”这个看似吉利的元号已为五代时的后晋所用，而且后晋就是亡于开运年间。在知道这个元号不吉利后，李元昊立刻决定再度改元。
  虽然在订元号上出了差错，以全民皆兵为基础的军事国家体制却构筑得相当理想。
  西夏的势力范围内有黄河划着极大的弧形流过，即所谓的鄂尔多斯地区。军国化了的西夏越过这个地区，进兵至河西之地。河西即黄河以西之地，是汉武帝于公元前约百年时设立四郡的所在。河西四郡由东至西依序为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
  西夏军队将河西四郡由东至西逐一攻陷。
  西夏不但自立，更大肆扩张领土，对李元昊而言，这是收复“失地”的正义之战。
  由于是两强的属国，所以西夏应该脱离宋、辽两国而自立。但西夏王李元昊却避开两面为敌，在与辽保持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只展开对宋的独立战争。他娶的妃子是辽国皇女兴平公主，这当然是政治婚姻，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并不融洽。兴平公主过世时，辽国曾派使节至西夏，对她的死因表示怀疑。
  对西夏而言这是一次危机，搞不好会被迫两面作战，所幸局面并未演变及此，且得以维系与辽之间的友好关系。
  敦煌因有无数石窟的鸣沙山而闻名，石窟之内的壁画堪称佛教美术的宝库。据说，第一座石窟寺建立于公元366年，其余无数新寺则于后来的数世纪内，在当地信徒的捐助之下建立完成。其中于唐代所建造高达三十三公尺（或称二十六公尺）、较日本的奈良大佛犹大一倍以上的弥勒菩萨塑像保存迄今。 
                  
杀气腾腾李元昊(2)
  西域的出入口敦煌，自古以来便是佛教一大中心地，该地的信仰气氛极为浓厚，历经五代至宋的改朝换代，从未有所改变。政治上的情势是，由于唐之衰弱，曾经有过吐蕃支配这个地区的时代，但后来吐蕃发生内讧，敦煌豪族张议潮遂趁机将吐蕃势力逐出此地。
  唐置归义军节度使于此，并任命张议潮就任此职。尽管形式上敦煌归属唐之版图，但由于张议潮未曾仰靠中央的力量，完全是自力夺回敦煌，因此，实质上这里等于是独立的地方政权。后来，敦煌地方政权的领袖由张氏转移到曹氏手上。曹氏亦为有力豪族。唐灭亡后，与中央无甚密切关系的敦煌豪族政权继续存在着。
  西夏军队出现在敦煌是1036年的事。
  “听说，党项蛮族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我听说他们准备把佛像和经书全都烧毁。”
  “真是罪孽！”
  “经书怎么可以被他们烧毁？我们非好好守护不可！”
  “情势非常紧迫，我们若要动手就要快！”
  “利用耳房应该最为理想。把经书藏到那里，然后把墙壁以灰涂抹，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对，这个主意很好！”
  信仰坚定的敦煌人赶紧腾出耳房，将经书堆置到里面。藏起来的除了经书，还有佛画。耳房是在石窟内另外开辟作为开山堂（供奉开山宗师的房间）的地方，由于它的位置如同耳朵附在脸孔的旁边。因而称为耳房。人们把供奉在这里的开山宗师像移到别处，腾出空间用来藏纳经书和佛画。
  敦煌豪族的地方政权根本敌不过全民皆兵的西夏，一下子就被打败而归降了。敦煌住民屏住气息，等着看西夏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结果发现传闻与事实颇有出入。原来西夏党项族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占领军队进入敦煌后，第一件做的事是保护佛寺。
  由于耳房门口已用泥土堵住，并且在涂抹灰泥之后画上壁画，所以占领军并未发现里面还有房间，而把经书等东西藏到耳房的住民，这时候也不便于把这件事情告诉西夏官员。
  什么！你们干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不相信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作为不是太可恶了吗？——他们害怕的是会被臭骂一顿。
  如果是珍宝，由于人们记着耳房之事，后来总有一天会打开取出。但信仰极强的西夏政权对刊印佛典之事相当积极，因此，藏在耳房里的经书已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了。所以，这件事情便慢慢地被人们遗忘。
  敦煌石窟后来荒废了。到清末时，各石窟开始有人居住。关于发现耳房的经过，由于发现者王道士本身的说法就不一致，所以始终未有定论。
  “有一天，墙壁的一部分突然塌下，露出一个大洞来——”他有时候这样叙述，有时却说，“我在墙壁上发现一处裂痕，便用线香刺进去。这线香竟然一直刺到里面，我觉得奇怪，所以把墙壁挖开，结果发现墙壁那边是一个空洞，当时我实在吓了一大跳。”
  王道士交代别人为他写的墓志铭上记载的是前面的说法，但事实似乎是后者之说较为正确。
  线香是吸食鸦片的用具之一。墙壁上的龟裂应该只在表面，一炷香能刺进那么深，的确令人产生疑问。王道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挖开墙壁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是不希望让人知道他有抽鸦片烟的习惯，所以编出墙壁倒塌的故事吧？
  王道士向衙门报告这件事，但敦煌县的乡下官吏当然不可能知道藏在耳房里的古文书之价值。
  就由你妥善保管吧！——官吏好像对王道士说了这类的话。
  在敦煌发现古文书的消息被刚好在附近的外国探险家听到，一个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向王道士买走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法国人伯希和闻讯赶到。不久之后，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购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据说，在耳房里发现的古文书多达二万件，但由于一张纸和一本厚厚的书都以一件计算，因此，由这个数字来推测数量之多寡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不少文书上面写有日期——时间都在十世纪以前，所以我们因而得以推测那批古文书是于西夏攻打敦煌之际被藏起来的。 
                  
杀气腾腾李元昊(3)
  附记：耳房由于是藏匿经书的地方，因而有“藏经洞”之名。关于此一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推测：中国人有“惜字纸”的习惯，一般人绝不糟蹋写有文字的纸张，且禁止随便放置，或揉成一团丢进字纸篓里。尤其经文这一类的东西。再旧也不得丢弃，因而利用耳房等地方妥善收藏——这是做此推测者的理论依据。其中以用旧的东西居多，但也包含不少写坏的以及为练习而书写的。这样的东西是否有加以藏匿以免被敌人摧毁的价值，是此一说法值得怀疑之处，然而其说法却也不能一概否定。不论如何，封住藏经洞是西夏来袭的时期。这是千真万确之事。
  发现敦煌古文书一事，给学界带来极大震撼。由于屡次战乱，利用纸张书写的文书，在中国已甚少传存。十世纪以前，印刷技术尚欠发达，文书一概利用手写，份数因而极为有限，这也是这类东西容易散失的原因。
  原本几乎未见十世纪以前的古文书，现在却在敦煌一举大量出土。只闻其名而未见其物的书籍，也纷纷出现在敦煌。以唐末之动乱为歌咏对象的长诗《秦妇吟》曾经风靡一时，全文却失传已久，现在连这篇诗文也在藏经洞内被发现，文学史家怎能不为之欣喜若狂？
  除了与佛教、文学有关的书籍以外，连摩尼教文献也在这六坪左右的小房间里被发现。
  对敦煌出土文献之研究，甚至形成所谓的“敦煌学”，斯坦因带走的文物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伯希和带走的文物则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而到八十年后的现在，这批古文书的整理工作尚未完竣。
  镇压河西四郡的李元昊，终于于1038年自称为大夏皇帝，并且使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六个字元号——“天授礼法延祚”。
  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宋朝廷大怒，将西夏王李元昊的赐姓官爵全部剥夺。李元昊的李姓乃唐朝所赐，自从西夏臣从宋以来，他也已受赐宋之国姓赵，因此，此时的名字应该是赵元昊。
  赵姓、定难军节度使以及西平王等，都是西夏获授自宋的姓氏、官爵，李元昊当然一点也不在乎这一切被剥夺，已经以皇帝自称的他，早就把这一切弃如敝屣。
  “什么！要剥夺我的官爵？哈！哈！哈！宋国皇帝是在说呓语。我还想取得长安，攻占宋都开封。他有时间管别人的官爵？他应该先担心自己的帝位能不能保住啊！”李元昊呵呵大笑。
  民族意识强烈的李元昊向以党项族无固有文字为憾，他因而创造了新文字，这就是所谓的“西夏文字”。
  西夏帝国从李元昊开始持续十代一百九十年，到1227年才为蒙古所灭。而成吉思汗也是在攻打西夏时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