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华而无奈的帝国：两宋王朝

西夏文字在西夏灭亡后也继续为党项族所使用。
  要取得长安。——做此公开宣言的西夏，当然决心与宋决一死战。
  宋动员五十万大军到陕西。全民皆兵的西夏，国力相当强大，致使宋屡次遭受苦战。但一直被西夏压迫的吐蕃和回纥，开始在西夏后方展开扰乱工作，西夏因此也陷于苦战。
  得到渔翁之利的是辽。辽使宋陷入苦境，与之重议澶渊之盟，获得更多的岁币和外交关系上的优势。岁币增额十万匹丝绸和十万两银。
  宋和辽在新条约下恢复良好的关系，当然为西夏带来负面影响。西夏在与宋的交战上，已无法期待辽的后援。宋与西夏在互动干戈一段时期后，两边都陷于苦境。而宋坚决要求的是，西夏必须对其臣从。民族主义者李元昊后来只有屈服，同意形式上的臣从，但以获得实际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西夏因臣从而获得的报酬是十三万匹丝绸、五万两银和两万斤茶叶。
  “我现在才明白爹的心情……”1044年，与宋之间的条约成立时，李元昊呢喃地说了这句话。 
                  
党争的暗潮(1)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以金钱购买和平。——宋对辽和西夏支付“岁币”作为和平的代价。长期以来，这种手段一直被认为是一项国耻。
  但反过来看，被史家酷评为国耻的“岁币”，却也显示宋在经济力方面的强大。经济力足以负担和平代价，而且还绰绰有余。宋不但养着本国国民，更养着辽和西夏的国民。要算出当时的生产指数是极困难的事，但宋犹较有黄金时代之称的唐朝全盛期富庶，则是事实。
  唐的确极为殷盛，但那仅限于贵族社会，连低层阶级也变得富庶，是到宋代才有的事。首都的饮食店到深夜都还生意兴隆。中国开始孕育庶民文化，也是到宋代才有的事。说书、戏剧、各种技艺表演，庶民生活上的余裕产生了这些东西。
  宋称得上是经济大国。国家财政犹有余力，所以才有可能担负岁币，但这样的能力毕竟无法长久维持。经济膨胀后，要使之缩小是至难之事，一般的情形是，膨胀现象会与日俱增。
  文治主义的宋，并不是说因此就得以减免军事费用的支出。由于以岁币购得的和平极不安定，因此，在军备上还是不得疏慢。由于优秀人才都成了文官，军人的素质相对降低。为弥补这一点，当然需要花费巨额费用。
  最明显反映文治主义精神的是文官受优遇之事。在历代王朝中，对官吏的待遇最为优厚的政权，莫过于宋。官吏的薪俸有货币和领取实物之别。货币因时代不同在价值上有所变动，因而甚难做比较，此处只能就领取实物的情形做分析。
  唐可以说是官吏相当受到优遇的时代，其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两百六十石，而宋朝同样的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六百石。唐的从四品官领取的货币是铜钱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文，而依据记录，宋朝同一阶级的官吏领取的月薪是铜钱五万文。
  此外，唐的官吏受分土地，宋的官吏则受领绫、绢、罗、棉等实物配给。要在这方面做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概括言之，同一阶级的官僚，宋之官吏领取的薪俸较唐似乎高出两三倍。
  除了月薪之外，宋皇帝动辄发恩赏给官僚。大臣生病时，皇帝致赠的慰问金，以五千两银为其行情。仁宗去世时，更以分赠遗物形式，赐给每一名大臣百余万钱。
  “遗赐不得辞退，因为这是不敬之举。”
  “可是，我们怎么好意思拿这么多的钱呢？”
  “对，这个金额未免太大了。”
  大臣们聚在一起，就这件事情进行议论。这是致赠岁币予西夏并缔结和约的十九年后——1063年。
  “先帝陵墓建造工程正在进行。由我们廷臣联合捐赠部分经费如何？”一名大臣提出此案。
  “这个建议很好。”
  “我们立刻向陛下申请吧！”
  “由谁提出申请比较好呢？”
  “我们请君实兄提出吧！”君实是后来写作《资治通鉴》而驰名的司马光之字。
  仁宗去世后，继位的是英宗。
  “不行！”未料英宗以断然口气拒绝了司马光代表众臣提出的申请，“朕一切自有主张。关于建造先帝陵墓一事，你们以后无须置喙。”
  “是……”司马光只有退下一途。他当然完全明白新帝英宗的意思。
  众臣提出这个申请，当然出于善意。但他们的确思虑欠周，没有考虑到新帝的立场。——司马光一边退出，一边心里如此想。
  被誉为神童、二十岁就中进士、居知谏院要职的司马光，对大臣们的轻率申请，为以代表身份奉言的自己有欠思虑这一点，正深深反省着。
  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在位期间超过四十年，但他是十三岁就即位的，所以并不算长寿。仁宗被称为仁孝宽裕之人，是个很厚道的皇帝，只可惜膝下无子。 
                  
党争的暗潮(2)
  继位者未定，在封建时代是引起政治甚至社会不安的一大原因。由于仁宗直到中年都未有嗣子，因而有人建言从皇族中觅一养子，作为皇嗣。不过，要做如此进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等于向皇帝宣布“你已不可能生孩子”。
  在无人敢做的情形下，毅然担负起这项差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最后选定的是仁宗之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赵允让有许多儿子，宗实是其中的第十三子。宗实在年纪尚幼时就被接入宫中，被仁宗当作养子抚养。但在仁宗万一生子这个考虑之下，他没有正式被立为皇子。直到仁宗去世的前年，宗实才被立为皇子，并且改名为曙。
  英宗即位有这么一段来历，他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的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众臣却对甫行即位的英宗提出“请准许廷臣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的请求。
  正因为不是先帝的亲生子，所以更加需要尽孝道，以避免闲话。
  先帝堂兄的儿子——与英宗有同样血亲关系的皇族，有数十名，不，甚至上百名之多。光是英宗的兄弟就有十名以上。正因为如此，英宗在处事上非格外慎重不可。倘若让廷臣负担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皇族对他猛烈攻击是想象得到的。
  英宗是喜欢读书、个性温厚的皇帝。
  这也难怪，他是养子皇帝嘛！——英宗个性内敛，甚至引起了口无遮拦的国都居民如此低语批评。
  这样的他，在听到众臣欲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之议，自然要动色了。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这不是政策上的对立，而是单纯因称号问题而起的意见对立。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然则，“濮议”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人称去世的父亲为“考”，去世的母亲为“妣”，“考”、“妣”二字有对称关系，而一般在文章中提及亡父时要写成“先考”。英宗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去世牌位是否应以“皇考”书写，成为一大问题。
  “皇考”当然是指皇帝的父亲而言。
  一些人的意见是：既然是皇帝的父亲，因此，英宗祀奉的生父濮王之牌位，应以“皇考”书写才对，这一派人士的代表为编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欧阳修。
  与此相反，另一派人的意见是：“皇考”的字义包含“身为皇帝之父亲”的意思在内，因此，对非为皇帝的濮王使用此一称号确实有问题，使用“皇伯”之称号应较为妥当。这一派人士的代表是司马光。
  这一派人士的看法是：被仁宗收为养子而成为皇嗣的英宗，从那个时候起，与生父濮王的父子关系便已断绝。英宗是在与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解消后，才得以以仁宗之子的身份就皇位的。
  以道理来说，两者中的“皇伯”说应较具说服力。但英宗也希望以皇考称呼生父濮王，这是人之常情。议论沸腾中夹杂着感情因素，廷臣因而产生截然对立的派阀。
  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由皇太后提出的妥协性提案终被采用：皇考只对先帝仁宗使用；但以皇伯称呼当今皇帝之生父濮王，未免有所隔阂，因而使用“亲”字。这个问题因使用从未有过的新名词，总算获得解决。
  然而，两派人士间依然存有疙瘩，却是难免的。
  为奉承当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与皇帝同样的称号，这是违背君臣礼仪的不伦之举！——皇伯派人士以此责难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则以此论调驳斥对方：只知墨守成规，而不于人情机微有所思虑。以后怎么能推动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问题尽管获得解决，对立状态却依旧存在。
  在称号问题之后，接着面临的是政策问题。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号中之一字而号称“庆历之治”，被视为宋的黄金时代。但在黄金时代已有阴翳存在：由于对辽岁币的增加以及对西夏新岁币的赠与等，岁出已愈来愈多。 
                  
党争的暗潮(3)
  官吏依旧领取高薪，而且人数逐渐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