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恐惧更强烈的情感

“你这个年纪竟然会做噩梦！你又没有参加过越战。”
安德鲁坐起身来，屋里的温度比之前下降了很多，可他还是一身冷汗。
“看来我还是应该为你做点儿什么，”莫顿继续说，“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费格拉早就打电话通知过我你可能要来。如果你想做个好记者，就让我教你几招。我再往壁炉里添点儿柴，好让你再睡一会儿，我也不想再被你梦中的惨叫声吵醒了。”
“不用了，我要走了。”
“你走了，我要把剩下的事情告诉谁？”莫顿发起火来，“你从纽约过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些问题，而你竟然现在就要走？你每天早上去报社的时候，难道没在进门处看见‘纽约时报’那四个字？你就没有感到一种使命感？”
“当然有，我每天都有这种感觉！”
“那就留下来，做一个合格的记者！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听我喋喋不休地给你讲所有事情，直到你无法忍受，自己选择离开；要么就是我被你问烦了，用球棒把你赶出去。但是你就是不能半途而废，才问了几个问题就要放弃！现在你可以问我有关莉莉安·沃克的问题了。”
“你为什么会怀疑她的罪名？”
“在我看来，她的罪行好像有点儿太严重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你的文章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一点？”
“一旦报社向你施压，让你不要再关注某个话题，那你就最好不要太固执。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在用打字机，也不可能用网络让外界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关于这起事件，上头已经发了禁言令。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能够支持自己的看法，而我当时一直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天亮之后，你跟我到后面的车库去一下，我好看看是不是还有当时的材料。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力退化了，只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在你看来，莉莉安·沃克到底窃取了哪些材料？”
“这正是最大的谜团，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材料。政府说是一些关于我方军事基地在越南的部署位置的材料。但这就更奇怪了，莉莉安·沃克是个母亲，她没有理由让那些年轻的战士去送死。我经常在想幕后黑手是不是想对付她的丈夫。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沃克的右倾倾向太明显了，他的很多主张甚至和党派的根本路线相悖，而他和总统的友谊也招致了很多人的嫉恨。”
“你认为这是场阴谋？”
“我不能说这是我的看法，但这也不是不可能，有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好了，该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了。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你怎么会突然对这件事感兴趣？”
“莉莉安·沃克的外孙女是我的朋友。她坚持要为外祖母洗清罪名。我还知道直到前几天，好像还有人在关注这件事。”
安德鲁之前把苏茜的那封信抄录了一份，现在他把这个副本递给了莫顿，并详细讲述了他和苏茜公寓里的两起入室盗窃案。
“原件有破损，我就抄了一份。”安德鲁说。
“这封信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莫顿边看边说，“你说你看了上百篇和此事有关的文章？”
“所有提到沃克的文章我都看了。”
“那有没有提到什么出国旅行或出差之类的事情？”
“没有，你为什么这么问？”
“穿上你的外套，跟我去车库看看。”
莫顿拿起了书架上的一盏风灯，示意安德鲁和他一起过去。
他们穿过了一个满是冰霜的菜园，走进了一间车库。在安德鲁看来，这个车库甚至比莫顿的房子还要大。车库里有一辆老吉普，还有一堆木柴，最后面放着十几个铁质的箱子。
“我的职业生涯都在这些箱子里面了。要是这么看的话，人的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尤其是当我想到之前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才写出这些东西，而它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用处的时候。”本·莫顿叹了口气。
他打开了几个箱子，让安德鲁在一旁为他照明。最后他从里面取出了一份材料，把它拿回了房间。
两个人在桌旁坐了下来。莫顿往壁炉里添了些木柴，开始看他当时的笔记。
“你也帮我一起看吧，我记得里面应该有一份沃克的生平。”
安德鲁立即执行命令，但是莫顿的笔迹并不是很容易辨认。最后他还是找出了那份文件，把它递给了莫顿。
“看来我还没有老糊涂。”莫顿高兴地感慨道。
“你在说什么？”
“和你那份信件有关的东西。1956年沃克已经是议员了，而议员是不应该在冷战时期随便到柏林去的，除非有外交使命，而这种事很容易就能查到。但是你看看他的简历，如果你看得够仔细，应该会发现他从来没学过德语。那他为什么会在1956年到1959年间和这个朋友一直待在柏林？”
安德鲁立即很懊恼自己之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些。
莫顿站起身来，看着窗外的旭日。
“要下雪了，”他观察着天色，“如果要回纽约的话，你最好立即动身。在这个地方，下雪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你可能会被困上好几天。带上这份材料，虽然里面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也许对你有用。我已经不需要它了。”
莫顿给安德鲁做了一个三明治，又给他灌了一壶热咖啡。
“你和加油站的那个人口中的本·莫顿很不一样。”
“你这么说是为了感谢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感谢的方式的确很特别，我的孩子。我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现在又回来度过余生。如果你已经游遍了世界，看过了你想看的东西，就会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愿望。我十七岁的时候，加油站的那个笨蛋坚信我和他的妹妹上床了。我出于自尊没有辩白。其实他的妹妹在这方面很是随便，镇上的男生也经常利用这一点，可是我从来没那么做过。而他几乎对村里和附近所有的男生都有敌意。”
莫顿把安德鲁送到汽车前。
“好好保管我给你的材料，仔细研究它，希望你用完后能把它寄还给我。”
安德鲁向他做了保证，然后就坐在了方向盘前。
“斯迪曼，你要小心。既然你的公寓遭遇了盗窃，就证明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也许有人不希望莉莉安·沃克的过去被挖掘出来。”
“为什么？你自己也说过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认识一些检察官，他们也很清楚一些死刑犯是被冤枉的，不应该为此送命。但是他们却会百般阻挠别人查清事实，宁愿看着这些人在电椅上死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和无能。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是一个被冤致死的参议员之妻可能还是会威胁到一些人的利益。”
“你怎么会肯定她已经死了？没有一家报纸说过她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后来的集体性沉默就证明了这一点，”莫顿回答道，“不管怎样，如果你要我帮忙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我把号码写在了三明治的包装纸上面。最好晚上打，白天我一般不会在家。”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安德鲁说，“是我建议费格拉给你打电话的，让他通知你我会前来拜访，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无能的记者。”
安德鲁发动车子离开了，空中已经飘起了雪花。
车子在地平线上消失之后，莫顿回到了房间里，拿起了电话。
“他已经走了。”他对另一端说。
“他知道了什么？”
“看来他还不知道太多事情。但是他是个好记者，就算知道也不一定会说出来。”
“你看到那封信了吗？”
“他给我看过。”
“你可以把内容抄下来吗？”
“应该是由你把它抄下来，记住里面的内容并不困难。”
他开始向对方复述如下内容：
亲爱的爱德华：
我可以想象这次的不幸对你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但是为了让你良心能安，我还是要告诉你，如果我是你，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也会这么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捍卫国家，虽然可能会因此失去我们最珍视的东西。
我们今后不会再见面，我对这一点深表遗憾。我不会忘记我们在1956年到1959年间在柏林度过的那段闲适的时光，更不会忘记在某个7月29日，你曾经救过我一命。到现在，我们已经两清了。
“署名是谁？”
“他给我的只是手抄件，上面没有署名。据说原件的纸张已经很脆弱了。在山缝中尘封了快五十年，这样也可以理解。”
“你把材料给他了？”
“他把材料带走了。我觉得不需要给他更多暗示了。斯迪曼是个喜欢挖掘真相的人，他自己会查的。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图。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毁掉这些材料，你现在却要让它们重见天日。”
“她死之后没有人知道她把它们藏在那里。”
“报告中不是说过她已经把它们销毁了吗？这也是上头希望的，不是吗？让材料和她一起消失。”
“我从来就对报告上的内容持怀疑态度。莉莉安可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肯定已经预见到自己即将被捕，在这之前她就应该会把材料放在安全的地方。如果她想公开这些材料，就肯定不会销毁它们。”
“这只是你的看法。就算报告的结论有误，但我们自己已经花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