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春秋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童年时期。《天下春秋》中所写的事，发生在公元前４８１年至４
    ７３年之间，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一般被史家称为是春秋战国之交（际），即春
    秋之末、战国之始，本书只写了八年间的事，但代表的是整个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而这段时
    期，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
    《史记·六国年表》始于公元前４７６年，学术界多采用郭沫若的划分，将公元前４７６年
    为奴隶制的终年，之前（含当年）的二百九十五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４７５年为封建制的起
    点，开始进入战国时期。
    当然，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始于何时，说法很多，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统一时说、
    东汉说和魏晋说等，前面所述的战国说是比较流行的学术观点。关于战国从哪一年开始，学术
    界又有不同的说法，除了以《史记·六国年表》始年划分，也有从《春秋》所绝笔的公元前４８
    １年来划分春秋和战国时代的。
    不过学术界不同的看法，并不影响本书的写作，本书虽然用的是通俗文学笔法，但所写的
    史实大多是见诸于史书的，其社会背景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研究和理解，本文中所说的“此
    时”，指的是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所代表的时期。
    本来是想写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鉴于史料太少，而且学术界对先秦的研究常有争议，若
    用正史写法，不免拘谨而生硬，只好将《天下春秋》写成一本历史传奇小说，企图反映当时的
    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虽然书中用了许多武侠小说的笔法，但它绝对不是武侠小说，因为小说中以国家大事的描
    写为主，虽然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格斗，却没有任何“侠”的意味在内。
    为了便于读者对书中的社会环境、民间风俗的人的生活习惯容易理解，下面对春秋战国之
    际的历史环境略述一二。
    一、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环境与风俗
    1、社会人员结构
    春秋时期的社会阶层分为贵族和非贵族，贵族包括王侯、卿、大夫、士，常被称为“君子”、
    “劳心者”、“肉食者”，非贵族包括庶民和奴隶，被称为“小人”、“劳力者”、“藿食者”。
    《周礼·载师》郑注引《司马法》中说：“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都城
    及城郊叫着“国”，因此又有“国人”和“野人”的说法。“国人”是低等贵族，住在城郊；“野人”是农
    村中的农民，属“庶民”，又称为“庶人”；边境叫作“鄙”，其居民常常被称为“鄙人”，属“庶人”；
    “工商之户”也属“庶民”，住在城中；晋国“作州兵”，是承认国人和野人在“国”（城郊）、“野”之
    间的“州”中所私垦的田地合法（“作爰田”）之后，让“州”中的国人和野人负担军赋。
    ①奴隶
    奴隶总称“臣妾”，或说“隶臣隶妾”、“隶臣妾”，如皂、舆、隶、僚、仆、台、圉、牧，还有
    阍、司宫、寺人、竖、奴、婢、舂、酋、徒人、胥靡等等说法。不过这中间又的是指其身份，
    也有的是从其职责上来区分，所以也不易详细区分。
    关于这些人的名称与身份学术界有很多争议。我以为这些“臣妾”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奴
    隶，他们的身份职责中有的是官府和贵族家中的服役之人，有的是差役，有的是罪人，有的是
    俘虏，很难仔细区别。从其职责上来说，大抵是政事和生活两方面，皂、隶、舆、阍、司宫、
    寺人多是以政事服侍为主，在公开场合露面较多；圉、牧、竖、奴、婢、徒人等主要是以生活
    服侍为主，一般在官府或贵族家中，私人性质较强；隶、僚、仆、台、舂、酋、胥靡等是罪人、
    囚途或俘虏，充作奴役。另外还有优、师等一类的人，是表演娱艺和音乐的人，身份与庶民不
    同，又不同于上述奴隶，不过我以为他们也算得上奴隶。
    由于这些“臣妾”与主人的关系有亲疏之别，最得主人宠爱的常被称为“嬖人”，因此其地位
    作用不同，春秋时期有不少人对政事曾有过影响，或是参与过许多政事。根据史书记载这些人
    的活动，可以猜出这些奴隶应该有其家族、朋友，立功可免其身份，犯过的还要降级，绝对不
    同于古罗马的奴隶那样全无人身自由，因此师旷对晋侯说“皂隶牧圉，皆有亲昵”。
    小说主人公伍封的祖先伍参是楚庄王的“嬖人”，对公元前５９７年晋楚邲之战有决定性的
    影响，从此伍氏登入卿大夫之列，嬖人的身份地位是很低的，所以这一战之后，楚国令尹孙叔
    敖说：“胜晋大功，出自嬖人，吾当愧死矣！”
    圉是养马的奴隶，地位还在“台”之下。鲁国有个圉人荦曾调戏大夫梁氏之女，梁女是公子
    般的情人，公子般因而责打圉人荦，公元前６６２年，圉人荦刺杀了新任国君公子般，酿成了
    庆父之乱；小说中写到的楚国白公胜叛乱，白公胜将楚惠王困在高府，有个叫圉公阳的人在墙
    上掘洞，将楚惠王背负逃出，这是见诸史实的。
    竖是守藏司职的奴隶，是童仆一类的人。鲁国的竖牛是叔孙穆子的私生子，曾参与叔孙氏
    家中的大事；晋文公身边的竖头须，曾在晋文公流亡时将所保管的东西偷走；小说中卫国的浑
    良夫本来也是“竖”，却成为迎立卫庄公的主要人物；小说中的伍傲本来也是“竖”，不过后来成
    了伍封家中的重要家臣，能与孔子的弟子冉雍并列。
    阍是司门的奴隶。吴人伐越，曾捉到一个叫焉的人，故称俘焉，吴王余祭命他为“阍”，守
    余皇大舟，公元前５３１年，俘焉趁余祭观舟时杀了余祭。
    寺人类似于后世的宦官，又叫“奄人”，是被阉割过的男性，他们多在国君身边服侍国君及
    其夫人媵妾的起居（也有少量的在卿大夫家中）。齐桓公身边有个宠臣竖貂（竖刁），为了亲近
    内庭，自己阉割了入宫，因此更得齐桓公宠信，所以有的史书上又称他为“寺人貂”、“寺貂”。
    春秋时寺人常常在国事上有所表现，齐国的寺人貂与易牙在齐桓公死后搅乱政局；晋国的寺人
    勃鞮曾受晋献公之命追杀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后来又在晋文公为君后求见，在晋军攻
    曹时战死；史籍中还有“寺人费”、“寺人披”和“寺人柳”等记载。小说中的渠公、圉公阳、庖丁刀
    都是这样的寺人。
    本书故事所发生的年间，奴隶对政事的影响并不太大，只是身份地位随政事的变化略有些
    升迁，如鲍兴渐渐由“圉”变成“竖”，后来又成了“士”，成为伍封身边日渐重要的家臣；鲍宁由“圉”
    一跃而升为家臣，主守一关。
    ②庶民
    其中庶民可称“民”和“黎民”，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住在农村的务农平民，叫作“庶人”，另一
    类是工商，与贵族一起住在城中。
    春秋时期，庶民在政事上基本上无多大的作用。不过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庶民的身份
    正在不断上升，最主要的表现有两点：
    一是工商之中出现了大商人，开始对政事有所影响，譬如小说中庆夫人和孔子的弟子的端
    木赐（子贡）。
    二是庶民逐渐进入了战争，甚至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
    春秋时期的战争一开始是贵族专有的特权，将领和士卒是由贵族担任，庶民是无法参加的。
    至于庶民何时开始有从军的权力，无确切的史类记载。我想，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作州兵”时，
    庶民既然承担军赋，便可能开始参于战事。至少在公元前６３２年晋文公增置“三行”（步卒）
    时，这些步卒应该已有庶民在内。公元前４９３年，赵鞅（赵简子）攻范氏和齐郑之兵时，誓“克
    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可见庶民已经从
    军为卒了。“遂”即“仕进”，即是担任官职的意思。从赵鞅之誓中，可见庶民可以因军功而担任
    官职（公职）了。
    到了本书故事的年间，庶民担任公职、或者跟随贵族任家臣已经并不罕见，这些人实则已
    进入了“士”的行业。
    ③士
    士阶层是中国历代社会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阶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和动因，
    整个战国时期的主要政事变化，绝大多数是士造成的。
    士应该是随着乡遂和国野的分化而产生的，早期的士大抵是有官职的人，且多是武职。战
    国时文人在政治上的作用渐著，所以到了后来，士成了文人的代称。
    春秋时期的士应该有三类，一是卿大夫家中非嫡系的庶孳子孙，二是卿大夫身边的家臣和
    武士，三是城郊的国人中的少部分。他们没有采邑，没有卿大夫那样的“家”、“室”，属于自由
    人，因而对官职的依赖很大
    从政事上论，春秋时代是“卿大夫社会”，“士”为低级贵族；战国时代是“士的社会”，“士”
    为四民之首，因此有了“布衣卿相”的说法。
    在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士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依附贵族的家
    臣和武士在政治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部分士由“国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或
    庶人，成为小农经济中的代表。另一个变化是，士由武职逐渐向文职转变，孔子及其弟子是最
    显著的例子，而且从春秋后期开始，已经有了无职的游士。
    士不仅可以担任公职，也可担任卿大夫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庶民若无战功则不能任职。春
    秋后期容易上升是贵族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在春秋战国之交，文士的地位开始激剧上升。小说
    中的赵悦、蒙猎是有职的士，平启、招来是无职的士。
    春秋时期的大多时候，士阶层中间表现最合跃的是武士，譬如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专诸
    一类，春秋后期时，家臣的作用便越来越突出，譬如鲁国的南蒯、阳虎等人，而且士中间的文
    士逐渐重要。
    此时，士变成贵族还是很难的，各阶层的等级之分仍然十分森严，真正由士能变成贵族（不
    同于世袭的卿大夫），是魏文侯开创“布衣卿相”之后的事，那已是战国时期了。
    本书故事中对士的描写，试图体现出春秋战国之交这种士的变化。虽然小说中以武事为主，
    但在伍封家中担任地位较高、作用较大的士都是文士，如冉雍、吴舟等人，公冶长、墨爱等人
    虽然也习武，但在小说中还是文官的职事为主。
    伍傲由武士变为文士，最能表现春秋战国之交士由武职向文职的转变。
    平启和招来都是无职的士，赵悦、蒙猎和招来弃公职而事伍封家中为家臣，是他们的聪明
    之处，因为此时担任公职的士是很难升迁的。吴舟只算是小吏，却也因此能于冉雍、玄菟灵和
    伍傲等列为重要家臣，由庶民而变成身份重要的士，这是很难得的。
    小说中的伍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除了因为他本身的武勇、智慧和权变之外，他重用各
    种各样的人才也是十分重要的，譬如圉公阳、庖丁刀这样的人，甚至被当时社会视为微不足道
    的女人，伍封也能以各种方式重用其专长，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④卿大夫
    以卿大夫为主的贵族大多是世袭（士也有世袭的），是春秋时期政事的主要作用者，他们不
    仅有采邑，还有家臣和家兵，与采邑内的人们有一种私人的统治关系。卿大夫的世家大族的历
    史与所在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联系紧密，而且贯穿于首尾。
    春秋时期卿大夫也有不少变化，影响政事的最早是王侯公室的子弟为主，后来渐渐以非公
    室的世袭家族为主。春秋后期，各国的政权很多已经流入了卿大夫的手中，晋国的六卿、齐国
    的田（陈）氏、鲁国的三桓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到战国时，赵、魏、韩三家分晋，田氏代齐，
    便是卿大夫专权的结果。
    一方面是卿大夫威逼公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卿大夫被消灭，子孙沦落为士甚至庶民，
    这是列国中各家争权夺利的结果。
    伍氏从伍参开始，是在楚国传了三世的贵族，但伍氏灭亡，伍子胥却带着公子胜逃到了吴
    国，“耕于鄙”，后来当了相国，恢复了贵族身份，死前将儿子带到了齐国，托附给鲍氏，才使
    儿子不至如被杀害，也不必“耕为鄙”，仍能保留其贵族的身份，这个儿子便是小说的主人公伍
    封；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流亡齐国，子孙“耕于齐”，变成了庶人；晋国早先的许多贵族之中，
    大多败亡，栾氏、狐氏等等子孙变成庶民，甚至有的给人当“皂”（卫士）。
    小说中的白公胜变成了“士”（据史载多说他兵败自尽）、国氏、高氏败亡灭族、晏氏无嗣、
    鲍氏沦落、吴灭后吴国贵族全部失去了贵族身份、齐国田氏自割邑地使采邑超出齐平公自领之
    地等等，都表现卿大夫的这种变化，伍封远游海上，也象征着春秋时期的世族制度开始灭亡。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由于春秋时期地广人稀，所以卿大夫的采邑是很大的，否则以后就不
    会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类的事出现。春秋封邑习惯上以地为主，战国封地习惯以城邑为主，
    有时也以田地为主。前面提及的赵鞅之誓中，立了军功，上大夫可得一县之地，下大夫可得一
    郡之地，士可得田十万（千顷），可见如此。
    战国时因为士的突出作用，“布衣卿相”多了，而且官员增多，采邑常常以户数封赐，所以
    孟尝君只有薛地万家之邑，后来增加也只有千家，他养士数千，花费太大，被迫放高利贷。这
    自然比不上春秋时期的采邑地方之大，但未必不如春秋时有着庞大邑地的贵族富裕，因为战国
    时期的经济比春秋时要发展了许多。
    不过春秋时期人少，伍封开始的莱夷五百多里采邑可能不会有小说中所说的十多万户，按
    当时的生产水平，数百里地是很难养活数十万左右人口的，虽然他有渔盐之利，与其它地方不
    同，不过这是小说描写，不必深究。
    还有一个数据是必须要注意的，便是那时候说的“百里”或“方百里”，绝不是现在的“一百平
    方里”，姑且不论里制长短的出入，那时候的“百里”是指四边百里，类似一万平方里的算法，“十
    里”类似一百平方里。因此，“千里”有一百个“百里”。小说中说齐国当时大约有一千二三十百里
    地，是指一百二三十个“百里”，因此伍封的采邑在齐国疆域中只占了二十分之一多一点。现代
    人若不明白这个数据，恐怕会误以为伍封的采邑占了小半个齐国。
    2、礼乐制度
    春秋时人以周室为宗，尊礼重信，丧事赴告，宴会赋诗，在战国时却不讲究了，就连孟子
    也不说周室。
    整个礼乐制度的变化当然不是一两年间出现的，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便已见到了这种
    变化。
    虽然此时的社会阶层变化很小，但周代的贵族礼制已逐渐淡化，这种变化在本书主人公伍
    封身边表现得十分明显，虽然他大礼不毁，小礼却不甚讲究，我想，战国时的周礼渐亡应该是
    从春秋后期开始的。
    3、农田制度
    春秋时期的大半时间，各国的农田制度仍是“国”“野”对立制度和“井田制”，这是由原始社会
    末期的村社制度而来。不论国人或野人，均是按一夫挟五口，百亩授一夫的授田方式。百亩指
    的是私田，用来养活农户，此外还有公田，又称“籍田”，田中所产尽数交给贵族，因有良田和
    恶田之分，要三年一换，这便是“井田制”。由于春秋后期列国的人口加起来仅一千多万，地广
    人少，这种授田方式便造成了大量的荒地。
    由于农户对公田缺乏积极性，再加上他们在百亩私田之外自行垦田，以致井田之外的私田
    不断增多，这种私田与井田制所说的私田不同，因此，井田制便逐渐瓦解了。公元前６４５年，
    晋国率先承认井田之外私垦田地的合法性，这就是田地私有化之始。其后井田制中私田也开始
    私有化，先由“国人”开始，后又推广到“野人”。
    此时，各国的“国人”大都已成了拥有私有耕地的小农。不过这时候，广大农村的“野人”大
    部分还未变成小农。
    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初税亩”，开始按田亩多少收租赋，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
    的开始。
    到本书故事的年间，按田地收取租赋已经很普遍了，所以伍封在莱夷之时，作了一些类似
    的举动。
    这种农田制度的变化在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
    再说一说农耕，中国农耕技术的蓬勃发展主要在战国时期，因为战国时期的农耕工具一般
    已是铁制，牛耕也比较普遍，而且不少地方已经是一年两熟制。
    春秋时期已有少量铁制农具，仅有少数地区的农作物一年两熟。
    4、战争
    春秋时期列国争战，一般是争霸主之位，不以兼并土地为主要目的，战国时期是战争便纯
    粹是争夺土地甚至兼并它国。
    春秋时各国军队的人数较少，齐桓公时也仅有八百乘兵力，共三万人。到春秋后期由于县
    制的推行，兵力突增，晋楚均用过四千乘以上的兵力。
    本书故事的年间，战争所用的兵力比起后来要少很多，譬如越国灭吴，所用的兵力恐怕并
    不超过十万人，至于卿大夫的家兵，数千人算是用得较多的了，白公胜的叛乱其实只用了千余
    人。正因为兵数较少，所以这时战争的成败与将领的武勇大有关系，从中才可看到真正的个人
    英雄主义。
    这时战争的变化有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兵法的日趋重要。春秋时的车战，常常是在旷野之
    上，以车阵对车阵，互相冲杀，一两日便定出胜负。后来的战争动则数月数年，与双方投入的
    兵员、骑兵的使用和兵法的运用大有关系。曹刿论战时的兵车冲杀靠的是士气，后来从孙武开
    始，诡计便常常成了胜负的关键。本书中伍封之所以能每战必胜，不仅因为其将领武勇绝伦、
    士卒斗志旺盛，更重要的是善用兵法诡计，如他所说的用兵二字要诀：“骗人”。
    5、铁制品与武器
    春秋晚期，除了青铜业之外，此时冶铁业也有了不少进步，至少在这时，“块练铁”、“铸铁
    铸造”技术上已比较成熟。所以孔子的弟子冉雍在小说中也大力倡导铁制农具。
    本书中也提到过铸铁柔化技术，但这种技术应该是战国时才有，本书将这种技术提早写了
    出来。
    此刻，制钢技术也已经发明，此时的制钢技术有两种，一种是渗碳制钢技术，书中所说的
    堂溪氏夫概铸的剑便是这种类型的钢剑；还有一种是固体渗碳制钢技术，即是用“铁精”（质地
    较精的熟铁块）、“金英”（含碳较多的渗炭剂），“断发剪爪”说起来玄乎，其实含有磷质的头发
    指甲是一种催化剂，以至碳分渗入铁中，“金铁乃濡”，本书中楚月儿的“映月”宝剑便是这种钢
    剑。伍封的“天照”宝剑也应是这种钢剑，不过他的剑中含有大量陨铁，与众不同。
    以陨铁制器并非虚构，出土文物中便有这种陨铁制品，其效用如何难以论断，因为不同的
    陨铁质地是不同的。不过，小说中伍封的“天照”重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金属武器，比当时极少
    见的钢剑还要厉害。
    春秋时代的武器主要是青铜制品，战国时期逐渐采用铁制，这是指普遍的军备。其实在春
    秋时期，铁制和钢制武器均已有了，当然只是少数人使用。
    春秋时的甲胄主要是皮革的，战国时有了铁甲，但春秋晚期铁制武器渐多，应该也有铁甲
    或铜甲出现，只是在出土文物中还未见到罢了，所以本书中也有了少量铜甲和铁甲。
    弩应该是春秋后期发明的。《吴越春秋》中记载陈音对越王勾践说弩是由楚国琴氏发明，传
    楚国的三侯，再传到楚灵王。不过我想弩的产生没有这么早，《孙子兵法》中谈到的兵器，常有
    “弩”。《墨子·非攻中篇》之中提到了军中的武器，其中并没有弩，由于这是战国初期的作品，可
    见在战国初期时，弩在中原各国中未见使用，只在楚国、吴国、越国才用。
    6、男女风俗
    虽然在春秋之时女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但在有些方面与宋以后不同，女权沦落到最低处
    是宋朝理学家出现以后的事。
    春秋时期的女子是允许改嫁的，王侯卿大夫和平民都是如此。
    蔡穆公将其妹蔡姬嫁给齐桓公，蔡姬被齐桓公不喜，送回蔡国，蔡穆公便将蔡姬嫁改给楚
    成王，引得齐桓公率八国大军伐蔡攻楚，几乎大战；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先嫁夏御叔，生子
    夏征舒，夏御叔死后改嫁给襄老，后来又改嫁给巫臣，不仅引起了陈国之乱，还导致了楚庄王
    伐陈和巫臣教吴人车战、吴国始强等若干历史变故；贾君原是晋惠公的嫂子，晋惠公继位后公
    然娶了她；秦穆公有个女儿叫怀赢，先嫁了晋惠公之子太子圉，太子圉本在秦国为质，后来逃
    回晋国，秦穆公便将怀赢嫁给了太子圉的亲叔叔重耳（晋文公）。
    这些例子并非少有，史书中多能见到，国君都是如此，自然不用说卿大夫和平民之家了。
    后时的学者见“再适”二字而皱眉，那是宋代理学家种下的恶果。
    春秋战国之时，男女之间也有自由恋爱的，甚至有私定终身的，从《诗经》三百篇中可以
    见到许多这样的诗篇，譬如《关雎》、《静女》、《木瓜》等诗。《关雎》是周南一带的作品，《月
    出》是陈国的作品，当然不是伍封写的，小说中是游戏笔法，当不得真。
    自由恋爱的例子有不少，春秋时鲁庄公曾与大夫党氏之女割臂为誓，继而娶之，生下前文
    说过的公子般。公子般与大夫梁氏的女儿梁女亦私下往来，约立为夫人，是典型的自由恋爱。
    战国时更有燕军入齐，齐世子法章逃到太史府上为佣工，与太史之女私定终身，后来继位，便
    是齐襄王，立太史之女为君王后。
    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是以后的说法，虽然当时也有男女之防，如坐不同席，乘不同车，其
    实当时男女常常同路同车而行。卫灵公曾与南子同车过市，并命孔子陪乘。齐桓公常带姬妾外
    出，管仲也因此带着爱妾随行。虽然小说中伍封与妻妾常常同路同车而行，是我对一些俗礼的
    有意忽略，但未必是不可能的。
    春秋时的男女丑闻是极多的，其中影响政事的才会见诸史书，以史书所载之多，可以推测
    当时绝对没有后来森严之极的男女大防。譬如田恒故意“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
    以百数，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不禁”，他死时，“有七十余男”，生女还不知有多少。若非当时
    的社会没有后时的贞节概念，田恒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壮大田氏一族（按：春秋时的“宫”指
    大屋，非王侯专用之词）。
    所以，小说中伍封与妙公主私定终身、与众女的自由恋爱绝非没有历史依据。
    春秋战国之时，女人是可以拿来赠送赏赐的，运气好的被赏赐给下属为妻妾，运气不好的
    便是奴婢侍姬，卿大夫之间互相索要、赠送女人的事常见得很。最骇人的是齐相国庆封与大夫
    卢氏两家，妻妾互不为禁。
    有时候为了抢女人，常常酿出影响政局的祸事。前文所说的夏姬便是如此，还有楚文王闻
    息侯夫人息妫之美，索性灭了息国，将息妫抢了去立为夫人，号称桃花夫人，生下二子先后为
    楚王，幼子为楚成王。楚平王因抢了儿子的新妇，以致逐杀太子建和伍氏一家，伍子胥奔吴，
    十余年后攻入楚国，鞭尸报仇。国君如此，卿大夫亦然，宋国太宰华督见司马孔父嘉的妻子魏
    氏甚美，设计杀了孔父嘉，连宋殇公也死于乱中，魏氏自尽，孔父嘉之子木金父被家臣抱着逃
    到了鲁国，其六世孙便是孔子。
    一夫多妻是定制，但那时候并没有“三妻四妾”的说法，妻妾的地位分得很清楚，嫡妻只有
    一个，其次是媵，然后是妾，妾媵不限人数，至于姬婢便不在妻妾之列了。
    现代人的历史小说中常常时有意忽略此事，写成一夫一妻，这是不合历史习惯的，尤其在
    春秋战国女权低下的时候，如果古人有知，必定会讥笑作者之无知了。
    贤如孔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像伍封这样爱护、善待甚至重用女子的人，当
    时可能是没有的，即使有也应是微乎其微，我想，这只能在小说中才能见到吧。
    伍封对女子并不大守礼，因为他没有受过后世有关“男女大防”的教育，何况以当时的环境，
    作为贵族来说太容易得到女人。其实也可以将他写得如理学家心目中的君子，但那样太不合乎
    当时和环境，也不合乎伍封的性格。
    7、夷人
    春秋战国之际的夷人除了齐东莱夷之外，还有淮北沿海的夷人，统称九夷，小说中为了方
    便，只写了齐东的夷人。至于九族的名称是来自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
    史籍。小说中对各族的写法各有参照，譬如倭人便象是日本人，乐浪人、高丽人较似朝鲜人，
    满饰人较似后世的北方游牧民族。
    8、骑马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很有名的历史事件，这是战国时期的事。春秋晚期，中原各国有没有
    人骑马呢？一般的看法是没有。不过我觉得春秋时除了代国、中山等地外，其它国家可能有少
    数地方也骑马，因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有这么一句：“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这可能
    就是说骑马。不过，小说中伍封提倡部属骑马应该是超前了些，不必深究。
    二、几点说明
    1、小说中的人物
    （1）、伍封
    《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确有伍子胥将其子托付给齐国鲍氏的记载，其后不见于史书，而
    伍封之名又是从《吴越春秋》中而来。在《东周列国志》中也提到过伍封其人。不过，《天下春
    秋》中伍封的事迹却是虚构的。
    根据一些记载和民间传说，伍子胥身高一丈，力大无穷，武勇和智谋都是出类拔萃。伍封
    作为他的儿子，身高一丈、天生神力是可能的，不过，那时候的一丈相当于现在的2.25米左右，
    伍封身高超过两米，的确是很高的了。
    （2）、其他人物
    妙公主、楚月儿、庆夫人、平启、子剑等人都是虚构的；支离益、任公子、董梧、颜不疑、
    市南宜僚、南郭子綦、东郭子华、朱平漫、阿九、渠公等人一般取自于《庄子》、《列子》中的
    故事，譬如朱平漫散尽家财向支离益学屠龙之术，学成而无所用；任公子在东海钓上大鱼；颜
    不疑向董梧求学等等，这些人物历史上未必真有，市南宜僚的故事在《东周列国志》中也有描
    写；老子、孔子、孔子的弟子既是历史人物，也可算是传说中的人物；越女、柳下惠、柳下跖
    是传说中的人物；书中的人物大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如周襄王、楚惠王、吴王夫差、越王勾
    践、齐简公、齐平公、卫出公、晋定公、田恒、田盘、田逆、蒯聩、浑良夫、桓魋、范蠡、西
    施、文种、伯嚭、智瑶、豫让、赵鞅、赵无恤、刘卷等等。
    2、关于老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已弄不清楚老子究竟是是何年代的人，在他矛盾的说法中，老子有
    三个年代：
    第一，老子名李耳，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那么老子便是与孔子差不多时代的人，孔
    子的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卒于前４７９年，那么孔子向老子问礼应当在这些年中，那么老子
    应是春秋晚期的人。
    第二，老子是前３７４年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那么老子的生存年代又是战国中叶后了。
    第三，老子的儿子名宗，曾做魏将，封于段干。有人疑之为《战国策·魏策》中的段干崇，
    段干崇是战国晚年之人，那么老子也是战国晚期的人了。
    由于《道德经》对战国中期的黄老学派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说《道德经》应该是战国早期
    的作品，那么太史儋和那位段干先生的父亲都不可能是老子，我以为老子还应该是孔子问礼的
    那个人，但孔子在春秋晚期死了，其后便开始渐渐入了战国时代。我想，老子未必年老，说不
    定年记还小过孔子，因此是跨春秋战国之交的人也有可能。另一种想法，也可能老子是个极长
    寿的人，若他能活一百多岁，孔子向他问礼与战国初期写《道德经》便有可能了。
    如果《道德经》是战国初期的作品，那么有关“道”的说法在《道德经》之前就有了。
    公元前５９４年，也就是鲁国“初税亩”的那一年，《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大夫伯宗
    曾对晋景公说：“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道德经》
    中有“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之句，这两个观点是一样的。
    公元前４８４年，《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杀，伍子胥临死时说：“吴
    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道德经》上说：“得此道者，不欲盈”，仿佛
    与伍子胥互为问答。
    《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曾说：“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
    其殃”，“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必顺天道，周旋无究”，“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
    有环形，天节不远，五年必反”。这些物极必反，强弱互变的道理，纯粹是《道德经》中一类的
    道家者言了。
    有关“天之道”必定是老子的时代或其之前时代有识之士的认识，或者是《道德经》书成之
    前就有的了。
    3、朝鲜
    朝鲜的国主据说是周武王封的，名叫箕子，朝鲜至今还在流传的歌谣中，也说他们的祖先
    是箕子。这位箕子是商王之后，周武王夺得天下之后，不肯臣事于周，武王招见他，他便写了
    一篇《洪范九畴》的文章交上去，然后去了辽东，也就是现在的朝鲜。由于朝鲜在历史上分为
    百济、新罗、朝鲜等国，分分合合，箕子是哪一国的祖先已经不可考究了。由于朝鲜与中国相
    交，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乐浪人、高丽人散居朝鲜是大有可能的事。
    4、日本
    关于日本人的起源问题，日本人在明治之后就进行了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
    研究，其中有两种说法与中国有关：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南方，这是从各种文
    化联系上得出的结论；还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的东北、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
    这是从古坟、陪葬品的马具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根据近年一项新的基因研究成果，科学家们通过对日本人DNA排序研究发现，日本的本
    州岛上的日本人，有四分之一基因排序与中国人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这四分之一日本人的祖
    先是中国人。
    日本传说，伊奘诺尊（伊奘那岐命）和伊奘冉尊（伊奘那美命）男女二神创造了日本列岛，
    生下天照大神（日之女神），天照大神继承大地，派其孙子迩迩艺神统治日本，迩迩艺神下凡后，
    最终将王座传给了神武。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登基，但这个年代太早，基本上已经被日本
    史学家推翻。神武是日本第一位凡间天皇，血统一直延存到现在，现任明仁天皇是神武天皇的
    直系子孙，从神武到明仁已经传了一百二十五代。
    根据中日两国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居民曾有五次大规模迁往日本。第一次是中国秦灭六
    国之时，日本弥生文化的初期，即公元前300年之后的数十年间。那时候，中国人不仅带去了
    汉字，还带去了水稻等农耕技术和铁器制造技术。徐福东渡见于史书，不过并没有说他到了日
    本，但日本特别敬仰徐福、崇拜徐福，在日本有很多关于徐福的传说，也保留了许多关于他的
    遗迹。《日本大百科全书》载，据说徐福在日本今和歌山一带登陆，并住在附近熊野山一带。日
    本史料记载：“传说在熊野安身的徐福，向人传授耕作和捕鲸方法，为人们所亲近和尊重。”
    日本不少学者研究，认为“徐福即是神武天皇”，甚至有人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徐福东渡是公元前219年的事。
    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并无中国人到日本，因为公元前五世纪，中国有一种陶器传到日本，
    称为“须惠器”。小说中伍封在公元前474年到达日本，后来又迁往日本，这是合符历史的。
    在《日本皇室之谜》一书中，作者甚至根据日本传说，直言日本的天照大神指的是来自中
    国的一个部落天照族，由于天照大神被认为是日本天皇的祖先，所以日本的皇室其室是中国人
    的后代。
    公元前五世记便有中国人到达日本，所以，我相信在徐福之前，肯定有中国势力到达日本，
    小说中伍封远游海上，到达日本建立自己的王国，便是写出了这一种符合历史的可能性。
    5、语言和习俗
    由于小说中的故事发生时间离我们太远，其时的社会风俗有很多是我们难以了解的。一说
    起古代，一般人对古代风俗常有一种片面的看法，大脑中便出现一幅古时候的图像，认为古时
    候都是一样的，除了人的穿着有些改变外，朝庭、官府、集市、民居都差不多，君王、官员、
    百姓也是千百年来说同样的话。其实这些认识都是受了不尊重历史的小说、戏曲和影视剧的影
    响。譬如在《三国演义》之中，常常见到“一声炮响，伏兵尽出”一类的描写，其实火药是唐代
    才发明的，三国时绝对不可能有炮。《封神演义》中的错误更多了，譬如当时的作战方式主要是
    步兵格斗，连战车都少，更不可能有骑马作战的情形。君主自称“朕”是秦始皇开始的，商纣王
    绝不可能自称“朕”，而且当时的官职不分文武，并无任何以“将军”为名的官职。当然，《封神演
    义》是神话小说，不必深究，但古往今来的许多小说都有此类问题，尤其是戏曲中更多。在近
    来比较流行的文艺作品中，也有不少这样的问题（尤以港台作品为甚）。
    其实，各个朝代的社会风俗、人的起居习惯、说话方式都不尽相同。下面以人们的生活习
    惯为例，随便说一点点。
    清、元是少数民族统治，人们的生活习惯与宋明时自然有些不同，宋、明与唐、五代时有
    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宋代时开始出现的理学所至，尤其是宋代之后的男女大防，比唐、五
    代时要严厉得多。
    唐代的皇帝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统，唐代女人的服饰也十分性感，这是后世所没有的。唐代
    的公主常常在丈夫死后改嫁，宋代之后便基本上没有了。
    唐与晋、汉又有不同，譬如两汉、三国、晋时的人都是席地而坐，除非在军营之中，平时
    是不坐椅子，唐时的人才开始坐椅子。
    晋与战国、秦代、汉时也有不同，不过其中的区别主要体操现在权贵身上，譬如门阀之见
    和服用“五石散”而导致整个风俗的变化。
    本书写的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事，我在写作中尽量避免一些大的错误，在描写行政、军事、
    外交上尽量合乎史实，在描写人物时对其起居饮食、服装玉饰、兵器甲胄等细节上也比较留意。
    最难的是当时人的语言习惯，在我们说的话中，有很多习惯用法在当时是没有的，或者是
    另外一个意思。譬如说，春秋人所说的“小人”和“君子”，与后时的用法便大大不同。后世所说
    的“君子”一般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行为卑鄙的人，是从品德上来描述一个人。春秋时“小
    人”和“君子”却是描述人身份的词语，“君子”指的是地位高的权贵，“小人”指的是地位低的人。
    这样的语言用法还有很多，譬如后世常常用到的“有缘”、“无缘”、“随缘”、“机缘”等语，是东汉
    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后才逐渐被人使用，先秦人是不会这么说的。那时已
    经有了醋，只不过不叫作醋，所以，那时候的人是不会说“吃醋”这样的话。另外，春秋时不饮
    茶，酒是常备的饮料，所以绝对不可能有“喝茶”、“品茗”之类的说法。此外还有“东西”，这应该
    是唐朝才有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是肯定不会有的。
    如此种种，所以小说中稍有注意，但尽依历史小说便难写了，所以有的地方还是有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