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罪人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了，他不需要。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成了本案的陪审员，你必须保证不带有任何偏见。萨比奇先生和他的律师斯特恩先生可能会行使宪法的权利，保持沉默。而制定了宪法的前辈们说了，萨比奇先生不需要为自己解释。如果你们还有人认为他需要为自己的清白向你们解释，那就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在我担任检察官的时候，我会觉得拉伦的这番话简直难以忍受，但现在我是被告，气得脸色发白的是尼可和莫尔托。拉伦的这番话都是实话，说得都对，但你很难相信，作为一个法官，他会对陪审员如此强调这一点。尼可这时候看上去垂头丧气，他带着一副警觉、冷漠的表情听着。这段时间他好像瘦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更明显了。在三周时间里准备好一个这样重大的案子，压力一定非常大，但他毕竟有整个检察院的手下可以使唤。再说，他在这个案子上面压了太多的赌注。他已经昭告了天下，让大家都看他尼可·德拉·戈迪亚的。如果他输了，他将永远失去在检察院里的威信，他想继任波尔卡罗市长职位的打算也会过早夭折，他的职业生涯比我的职业生涯更加命悬一线。反正，我最近明白了，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之后，无论我有没有被定罪，我的职业生涯大概要基本终结了。
  接下来，拉伦又开始说关于媒体报道的事情了，他问候选的陪审员们都在报纸、杂志、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对那些回答得支支吾吾的人，他直接问他们，有没有看过今天《论坛报》头版头条宣布本案开庭审理的报道。很多人都撒谎说没有看过，这些人来到法庭，是很想认真履行陪审义务的，他们不会回答那些明显会导致自己被除名的问题。但拉伦很有办法，他会慢慢套出他们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在场的所有人基本都知道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情况，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拉伦法官告诉他们，他们听到的都是没用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这案子的真实情况。”他说，“因为我们都还不知道到底都有哪些证据。”有六个候选人表示，他们没法忘记已经看到过的各种报道，拉伦让他们离开了。至于剩下的人，对媒体的大肆报道到底是怎样的想法，还无从判断，很难相信他们真的能完全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
  稍后，法庭又开始对候选人的背景询问，在这过程中，候选人必须宣誓照实陈述，整个过程要延续到下午和第二天早上。拉伦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问题都问了个遍，双方律师又加上了更多的问题。拉伦法官不允许问和案子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可以随便问候选人的个人详细情况，只要律师不怕得罪候选人，想问什么都可以。比如，你一般看什么电视节目？你看什么报纸？你有没有参加什么团体组织？你的孩子已经参加工作了吗？在你家里，你和你的配偶会每个月对家庭收支记账吗？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游戏，目的在于判断哪些人是有可能偏向自己这一方的。有些帮律师进行分析的咨询师做这项工作可以赚几十万美元，但像斯特恩这样的律师早已懂得用直觉和经验来决定。
  要成功挑选出一个陪审团，你必须清楚，你即将处理的是怎样的案子。斯特恩虽然没有对我说，但他已经明确地表示过，我们不会拿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尼可那边的证据，斯特恩认为都可以找出疑点。但他不愿意让我出庭，也许是我过去一再不听他的指挥，失去控制，让他很不放心，他觉得，如果我上法庭为自己作证，效果并不会好。但毫无疑问，最终要不要上庭为自己作证，决定权还是在我自己。斯特恩现在很想让我相信，就算没有我自己的证词，我们也能赢，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让我坐上证人席。他很少和我讨论应该如何辩护的问题。梅可和几个法官答应上庭，证明我的人格品行。斯特恩还让我去问问邻居，有没有人也愿意来做这样的证明。显然，他是想证明这个案子还存有疑点。如果最后一切如他所愿，检方无法提供我有罪的充分证据，我会得到无罪释放。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陪审员要足够聪明，能够理解假定无罪的法律原则，同时又要足够强硬，才能将这个原则坚持到底，不能因为被告有点可疑，就判定他有罪。所以，斯特恩告诉我，他觉得年轻一点儿的陪审员比年老的更好。而且，年轻人对案子里所涉及的男女关系可能不会那么反感。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认为，一个男人到女同事家里并不一定是为了发生性关系。但是，斯特恩又说，另一方面，年纪大一点儿的人对我可能更加熟悉，对我过去的成就、我的地位、我的声望可能会有更多的尊敬和考虑。
  不管斯特恩的计划是什么，最终，在挑选陪审员时，可能还是要靠直觉的印象。有一些候选人你一看就觉得有好感，是你可以去打动的那种人。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决定人选了，斯特恩、肯普和我之间还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意见，我们凑在一起小声商量着。斯特恩把巴巴拉也叫来了，她原本坐在法庭最前面的听众席上，现在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她轻轻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但并没有说什么。我们商量得热火朝天时，她只是静静站在我身边。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丝绸套装，戴着一顶与衣服相同颜色的帽子，流露出一种沉静、优雅、悲伤但不过分的气质。总体来说，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她把自己的小角色扮演得很好，昨天晚上，挑选陪审团的程序开始后，斯特恩给巴巴拉解释得很清楚，说他希望她这么穿。在家里，巴巴拉跟我说，她觉得斯特恩很细心，我告诉她，他这样交代，并非出自对她的关心，而是希望所有的陪审员在最开始就能看到，我的妻子还在始终不渝地支持着我，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化社会，仍然还是非常尊重女性的意见的。
  我们作为被告方，可以不给出任何解释就排除十位候选人，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检方则可以排除六位，尼可的计划显然是和我们的完全相反，他要作出的选择更少，这也就意味着他对陪审团最终人选的决定权比较小。总的看来，他似乎是在挑选他的支持者，年纪比较大的、白人、看上去像是教徒的。看到他这样，我们虽然没有事先计划好，但最后也排除掉了所有的意大利裔人，因为尼可就是意大利裔。
  最终形成的陪审团人选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年轻人占了多数，很多还是单身。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药店经理；一个当会计的年轻女子，家里的房子还在还贷款；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是工厂流水线上的领班工人；还有一个男子和他差不多大，在本市一家酒店的餐厅当服务员，业余时间捣鼓电脑；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在本地一家保险公司从事审计工作。在这十二个人里面，还有一个离过婚的女老师、一个本市轻轨公司的秘书、一个去年刚刚退休的高中音乐男老师、一个汽车修理工、一个汉堡店的经理实习生、一个退休的护理员，还有一个莫顿商场的化妆品推销小姐。九个白人、三个黑人，七个女人、五个男人。拉伦还选出了四个后备陪审员，他们会旁听全部的庭审过程，但没有发言决定权，除非是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中有人生了病或是其他原因退出，他们再补上。
  陪审团选好以后，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已经作好了所有开庭的准备。
  两点差十分，我们再次来到法庭，准备开庭陈述。现在的气氛和昨天早上的气氛一样，冗长无聊的陪审员挑选已经结束，空气中再次涌动着一种血腥味的紧张。这种兴奋的氛围中，我却感觉像有一种痛苦的毒液渗进了我的骨骼。肯普把我叫到法庭外面的走廊，结果外面还有一大群没有找到座位的观众，我们只好又走了一段，才摆脱他们。在法庭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说的话会被谁偷听到。虽然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不会把偷听到的东西报道出来，但说不定就有谁会去跟检方告密。
  “我想跟你说点事。”肯普告诉我。他头上的小卷发好像是剪短了一点儿，穿着一件蓝色细条纹的休闲西装，他很帅，完全可以去好莱坞当明星，而不是在这里搞法律。我听别人说，他以前在乐队里弹吉他的时候赚了很多钱，即便不工作也能衣食无忧。但是，他却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埋头分析案件、起草文稿，和斯特恩还有我经常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
  “我很喜欢你。”肯普说。
  “我也喜欢你。”我回答。
  “我真心希望你能赢这场官司！我之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客户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觉得，你一定能赢。”
  他工作也就一两年，接手的客户并不会很多，所以，他的预测并不见得准确，但他的真诚让我很感动。我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说谢谢他。当然，他并没有对我说，他相信我是无罪的。他很清楚一点，所有的证据都对我不利。如果你在他睡觉的时候，半夜把他摇醒，问他到底觉得我有没有罪，他大概会说他也不知道。
  斯特恩也来了。他看上去信心满满，由于兴奋，他显得那么干劲十足。他的衬衫雪白，一丝褶皱都没有，显得很圣洁。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轰动的一桩案子，而他马上就要进行开庭陈述了。突然，我很嫉妒他。这几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作为一名律师，打这样的一场官司将会多么有意义。我之前没有这样想过，现在，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气氛下，我却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大概还是多年的职业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