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罪人

陪审团对第一个证人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而格里尔正是那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是黑人，个头很大，说话有条有理，不慌不忙，给人一种很有魄力的感觉。警局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的智商完全不输于大学教授，只是因为条件环境所限，才成了警察。
  莫尔托对他进行询问。虽然莫尔托看上去很疲惫，但所有的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准备。
  “那么尸体是在哪里？”
  格里尔是达到凶案现场的第三位警官，卡洛琳是在上午九点半左右被人发现死亡的。那天早上，她没有去参加一个八点的会议，又缺席了九点的庭审，她的秘书立刻给公寓的管理员打了电话。管理员曾经告诉我，他唯一做的，就是推开门，四周看了看。他看了一眼，就知道要立刻报警，警局派来了格里尔。
  格里尔描述起他当时所看到的情形，以及鉴定人员是如何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工作的。格里尔确认了一个装有地毯纤维的塑料袋，里面的纤维是从卡洛琳的身上发现的，他又确认了一个装有卡洛琳裙子的大塑料袋，里面有更多相同的地毯纤维。莫尔托和他慢慢把话题转到了那只玻璃杯上，格里尔说，他是在吧台上找到那只杯子的，他亲眼看到技术鉴定员把那只杯子放进了证物袋。
  “那么，这只杯子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在警局的证物室，我们现在找不到了，但很快就会找到的。”
  接着，莫尔托又问卡洛琳阴道中被取走的那个子宫帽。格里尔说他仔细搜查了整套公寓，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避孕工具。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警方找出的所有证据都已经在陪审团面前做了说明，最后，莫尔托问到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根据你过去九年凶杀案侦探的经验，从案发现场的情况看，你认为发生了什么？”莫尔托问。
  斯特恩在陪审团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反对。
  “法官大人。”斯特恩气愤地说，“这完全是猜测，这不能作为专家的意见。莫尔托问的是这位警官的一种直觉。”
  拉伦用他的大手摸着下巴，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反对无效。”
  莫尔托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根据尸体的位置。”格里尔回答道，“尸体被捆绑的情况，还有现场被翻动的痕迹，家中打开的窗户，我看到凶案现场的第一眼就觉得，应该是波尔希莫斯小姐在被性侵犯的过程中或者是之后被杀害了。”
  “你是指强奸？”莫尔托问，这是一个诱导性的问题，一般在直接询问的阶段是不允许问的，但现在问出来其实也无妨。
  “是的。”格里尔说。
  “警方的摄影师到了现场吗？”
  “到了。”
  “那么他们做了什么？”
  “我让他们对现场进行拍照，他们也拍了。”
  “你当时也在？”
  莫尔托从他们今天早上推进来放证物的小推车上拿出一沓照片，正是我四个月前在自己办公室里看到过的那些。他一张张地拿给斯特恩看，然后又拿给格里尔看。莫尔托的这一招非常精明，通常，在谋杀案中，法官会尽量限制检方展示凶案现场的照片，因为那些照片都很血腥，会导致陪审团的偏见。但莫尔托事先问了现场的情况，再拿出照片，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只好坐在那里，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格里尔把每张照片都描述了一番，并确认现场的情况就是那样。当莫尔托再次递来照片的时候，斯特恩走到法官席前面，要求法官自己也要看看。
  “尸体的照片留下这两张就可以了。”拉伦说。他拿走了另外两张，但他允许莫尔托在询问完格里尔以后，再把照片拿给陪审员看。我不敢抬头，从陪审席里的一片沉寂看来，那些照片中的血腥和卡洛琳被捆绑着的尸体显然起到了检方所期望的效果，学校女老师大概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对我微笑了。
  “现在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法官说。
  “就问几件事。”斯特恩说，他对着格里尔微微笑着，我们不会为难他这样的证人，“警官，你刚刚提到了一只玻璃杯，那只杯子现在在哪儿？”斯特恩盯着格里尔面前的照片。
  “不在这里。”
  “不好意思。你刚刚作证的时候，不是说找到了一只杯子吗？”
  “我是说了。”
  “哦。”斯特恩表现得很慌张，“但现在，杯子却不在你们手上？”
  “不在，先生。”
  “那你最后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犯罪现场。”
  “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了？”
  “没有，先生。”
  “你们有去找过吗？”
  格里尔笑了，这大概是他站上证人席后第一次笑，“有的，先生。”
  “你这个表情是不是在告诉我，你们很认真地在找？”
  “是的，先生。”
  “但还是没有找到？”
  “没有，先生。”
  “它最后出现是在谁手上？”
  “我也不知道，所有的证物收据单都在莫尔托先生那里。”
  “哦。”斯特恩转过身，看了莫尔托一眼。莫尔托脸上挂着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认为斯特恩在演戏，但陪审团显然并不知道他这种表情的原因。他们觉得，这样的笑显得莫尔托很自大，“莫尔托先生有证物的收据单？”
  “是的，先生。”
  “那么正常条件下，证物也应该在他那里喽？”
  “是的，先生，证物和原始的证物登记卡都是在检方那里。”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莫尔托先生有那只玻璃杯的登记卡，但是没有那只杯子？”
  “是的。”
  斯特恩又转身看了一眼莫尔托，他盯着莫尔托说了一句：“谢谢你，警官。”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才重新转过身，看着证人。
  接着，斯特恩花了几分钟时间，详细询问了各种证物搜集时的情况。当问到那个子宫帽的时候，他暂停了下来，明显是想重点问清楚。
  “你们没有找到的东西其实还不只这个避孕工具，是不是，警官？”
  格里尔皱起了眉头。他又不是去找大钻石或是老姨妈弄丢的蕾丝手帕，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警官，你和你的同事对那套公寓进行了彻底详细的搜查，是不是？”
  “当然是。”
  “但是，警官，你们不仅没有找到那个子宫帽，也没有找到任何要和子宫帽一起使用的润滑剂之类的东西，是不是？”
  格里尔犹豫了，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是。”最后，他终于回答。
  尼可立刻转身看了莫尔托一眼，他们坐在我前面四五米远的地方，面朝陪审团。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两个对头。他们从坐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陪审团的反应。尼可对莫尔托悄悄说话，大概是在说，这些东西都在哪儿？显然，已经有几个陪审员对这个疑问引起了警觉。
  斯特恩正准备坐回来的时候，我让他把照片拿来给我看看。他脸色暗沉地瞥了我一眼，他显然是想把这些照片赶紧扔掉才好。我又对他做了个手势，他只好把那沓照片递给了我。我找到了吧台的照片，我跟斯特恩说了几句话。他听我说完，即刻回到了证人席前面。
  “格里尔警官，你认得这张编号6—G的照片吗？”
  “认得，先生。”
  “这上面是你找到玻璃杯的那个吧台？”
  “是的。”
  “先生，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就只能靠你的记忆力了，告诉我，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记得，现场的状况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很好。那么你们拿走的那只杯子应该是放在毛巾上的这套杯子中的其中一个喽？”斯特恩把照片翻了个面，好让格里尔和陪审员们都看得见他所说的那套杯子。
  “是的。”
  “那么，你能不能数数毛巾上还剩多少个杯子？”
  格里尔把手指点在照片上，慢慢地数着。
  “十二个。”他说。
  “十二个。”斯特恩重复了一遍，“也就是说，加上用作证物也就是现在不见了的那只杯子，一共有十三只杯子？”
  格里尔立马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奇怪之处，他摇摇头，“应该是吧。”
  “一套杯子都是一打十二只，十三只不是很奇怪吗？”
  莫尔托提出反对，但还没等拉伦法官作出决定，格里尔就已经回答了，“是很奇怪。”
  “说真的。”在午餐休息的时候，斯特恩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观察力，拉斯迪，但你一定要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吗？这种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呢。”
  我看着斯特恩，我们正朝法庭外面走去。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我告诉他。
  下午，检方所面对的情况更加棘手。我当副检察长的时候，经手的每一个案子都会遇到困难，也就是证据最薄弱的那一环。我曾经说过，这个时候就像是在死亡峡谷里行走。现在，对尼可来说，这个死亡峡谷就是如何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一点。很明显，他希望在陪审团面前拿出足够的证据，让陪审员能够自己推论出来。他和莫尔托制订的总体计划应该是从格里尔警官开始，在我和卡洛琳关系的这个部分敷衍带过。最后，在各种物证的条件下直接得出结论。这个策略很合理。但所有吃完饭、回到法庭的律师们都清楚，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将是属于被告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