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罪人

那就是，在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公寓里并没有找到任何润滑剂。格里尔警官曾经在这里作证过，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的观点是有科学依据的，我没有看过警方的报告。”
  “但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听说过。”
  “作为一个专家，你难道没有担心，你的观点所基于的是一样在被害者家里都找不到的东西？”
  “我有没有担心？”
  “对，这就是我的问题。”
  “没有担心，我的观点都是根据证据得来的。”
  斯特恩盯着“不痛”，看了很久。
  “润滑剂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斯特恩先生。我不知道受害人把这些东西藏在哪里，但我所采集的样本里有这个东西，检验报告明明白白。”
  “明明白白？”斯特恩说。
  “对。”熊谷说。
  “这种杀精剂确实存在在你送去实验室的样本里。是的，先生，这一点我们都同意。”斯特恩在法庭里走来走去。我还是猜不出来熊谷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原本以为是化验错误，但“不痛”已经说明了不是。
  “那么，先生。”斯特恩说，“在你一开始对死者进行尸检的时候，你并没有想到会有杀精剂的存在，是不是？”
  “我不记得了。”
  “那么，请你好好回想一下。你一开始是不是曾经认为，和波尔希莫斯女士发生性关系的那个人应该没有生育能力？”
  “不记得了。”
  “真的吗？你曾经告诉利普兰泽警官，说杀害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凶手所留下的精子都是没有活性的，是不是？利普兰泽警官已经在陪审团面前作过一次证了，我敢肯定，如果要他再来一次，他会愿意的。熊谷医生，请你好好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说过？”
  “可能说过吧，但那是初步的结论。”
  “很好，那是你初步的结论，但确实是你当时的观点，对不对？”
  “是吧。”
  “那么，你还记得你是找到了哪些证据，才让你得出那个观点的吗？”
  “我不记得了，先生。”
  “实际上，医生，我也明白，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在完成尸检后的几天，你可能对任何一份报告都不会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
  “有时候是吧。”
  “你一周要完成几个尸检，熊谷医生？”
  “一两个，有时候是十个，要看情况。”
  “你还记得在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被杀前后的那一个月里，你完成了多少个尸检吗？”
  “不记得了，先生。”
  “如果我说十八个，你会不会觉得惊讶？”
  “不会惊讶，应该差不多。”
  “有这么多尸检，某一次检查过程中的细节你不记得了，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确实。”
  “但在你和利普兰泽警官讨论的时候，对细节应该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是不是？”
  “可能吧。”
  “你当时告诉他，你认为凶手应该没有生育能力？”
  “我说过了，我不记得了。”
  “那好，那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让你得出这个初步结论的基础是什么吧。”
  斯特恩把尸体的初检报告迅速念了一遍。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尸斑、血液的凝固程度和消化酶的状况，确定了死亡的时间。在阴道后侧发现的精液说明卡洛琳在发生性关系后没有多久，就受到了攻击。而在她的输卵管中没有找到任何活性的精子，正常情况下，在发生性关系后十到十二个小时内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那么，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尤其是那些没有活性的精子，你推测，凶手应该是没有生育能力。医生，你难道一开始没有想到过，死者可能是用了含杀精成分的润滑剂吗？”
  “显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现在你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傻，居然忘了考虑杀精剂这么明显的一个可能？”
  “我也会犯错误的。”“不痛”挥了挥手说。
  “是吗？”斯特恩说。他看着这位检方的专家证人，“多久犯一次？”
  熊谷没有回答，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斯特恩先生，我没有找到任何避孕的工具，没有找到子宫帽，所以，我才认为死者并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但熊谷医生，你作为这样一位专家，不可能这么容易受到误导吧？”
  熊谷笑了，他知道斯特恩这是在奚落他。
  “每一个事实都非常重要。”他说，“但有些事只有凶手才最清楚。”
  “当你把你的初步结论告诉利普兰泽警官时，你不是故意要误导他吧？”
  “当然不是。”“不痛”拼命摇着头，他已经预料到斯特恩会这么问了。
  “医生，你在当时一定是真的相信死者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吧？正是因为坚信这一点，所以才没有考虑到杀精剂，是吗？”
  “斯特恩先生，我当时也仅是推测。后来，化学鉴定的结果出来了，我的观点也就改变了。利普兰泽知道，当时只是我初步的推测。”
  “让我们再考虑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吧。比如说，熊谷医生，如果一个女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怀孕，那么她应该也就不会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了吧？”
  “当然了。”他说，“但波尔希莫斯女士是能怀孕的，她生过一个孩子。”
  “确实如此。”斯特恩回答，“我们不用去想波尔希莫斯女士的这个特例。你只需要记住我的假设。如果一个女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怀孕，那她就没有道理在发生性关系时使用杀精剂了，对不对？”
  “当然。”“不痛”同意斯特恩的观点，但他回答问题的语速却越来越慢。他的眼神开始变得犹豫，他不知道斯特恩接下来想说什么。
  “那就很荒谬了吧？”
  “是的。”
  “那么你，作为一位鉴定专家，如果这样一个女人在发生关系时却使用了子宫帽或杀精剂，你能想到是什么原因吗？”
  “这个女人不是在更年期吧？”
  “不是，就是一个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怀孕的女人。”
  “那没有道理。从医学上来说，没有道理，我想不到是什么原因。”
  斯特恩抬头看着拉伦法官，“法官大人，能不能请法庭记录员把刚才那五个问题以及熊谷医生的回答都做一下记号，这样，等一会儿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重新再把它们念给熊谷医生听？”
  熊谷慢慢地扫视了法庭一眼。他看了看法官，又看了看记录员，最后，看着检方的律师席。他皱着眉头。不管斯特恩设置的是什么陷阱。法庭记录员在记录本的旁边夹上了一个小夹子。
  “熊谷医生，根据你专家的观点。”斯特恩问，“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应该不会认为自己是不能怀孕的吧？”
  熊谷看着斯特恩，他弯下腰，对着证人席上的话筒说。
  “不会。”“不痛”说。
  “别着急回答，医生。你那几周做了十八个尸检，你要不要看看你当时的记录呢？”
  “我知道被害人使用过避孕措施，这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份化验报告你也念过。”他又说。
  “那么我要再说一遍，在你送到化验室的那份样本中，确实找到了杀精剂的成分。”
  斯特恩回到我们桌子旁。肯普已经拿着斯特恩要的文件了。斯特恩把一份复印件拿给检方律师，把原件递给了熊谷。
  “熊谷医生，你还认得吗？这是你对波尔希莫斯女士进行尸检的报告。”
  “不痛”翻了几页。
  “这是我的签名。”他说。
  “能不能请你把做了标记的那一小段话念一遍？”斯特恩转过身看着尼可说，“第二页。”
  熊谷换了副眼镜。
  “‘死者的输卵管已经进行了结扎和分离，末端正常。’”熊谷看着自己正在念的这份报告，他又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页。现在，他已经眉头紧锁，最后，他终于摇了摇头。
  “这不对。”他说。
  “你说自己的验尸报告不对？这是你当时一边解剖，一边口述的，是不是？医生，你不是要说你解剖的时候弄错了吧？”
  “这不对。”熊谷又说了一遍。
  斯特恩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又拿了一张纸。我明白了，我抬头看着他从肯普手里又接过一份文件。
  我悄悄说：“你这是在告诉我，卡洛琳已经做过输卵管结扎吗？”
  点头的是肯普。
  接下来的几秒钟，我脑子一片空白。很奇怪，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我好像是被锁在了摇摆不定的情绪中，某种很重要的联系被切断了。在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好像变得很遥远，但在这种混乱中，我还是意识到，熊谷要完蛋了。斯特恩又问了他两三次，波尔希莫斯女士有没有可能做过输卵管结扎手术，他都否认了。斯特恩一再问，如果有其他的事实依据，他会不会改变观点，然后，把一份西区妇科医院的报告塞进了熊谷手里，报告上清楚地写明，卡洛琳在六年半前的一次流产后，确实做了输卵管结扎。显然，肯普昨天下午去见的就是给她做手术的医生。
  “我再问你一遍，先生，你看了这份报告之后，是否要改变你专家的观点？”
  熊谷没有回答。
  “先生，根据你专家的观点，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应该知道自己不会再怀孕了吧？”
  “显然。”熊谷抬起头说。在我一片混乱的思绪中，我居然也会为他感到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