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

 
  目前，亚洲研究所同时承担着NEAT、NACT和“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三大地区智库系列的中方协调与相关研究工作，打造了《东亚地区合作（年度报告）》、《东亚要报》、《中日韩合作动态》等系列研究成果，为相关外交战略与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直接支持。研究所还多次举办各种地区合作框架下的高层研讨会和能力建设项目，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提升了研究能力与水平，提高了知名度。 
  地区二轨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地区总体进程的反映。十年来，在地区二轨实践进程中，亚洲研究所与东亚各国智库之间培育了一种合作文化。无论彼此观念多么不同，争论多么激烈，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必须要维护合作，合作破裂便是各方皆输，合作进程不断向前推进才是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在持续不断的实践中，这种合作的理性共识已经发展成了自觉维护合作的习惯与文化。保持、维护和推进合作是地区进程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地区合作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地区各方搁置和超越分歧、不断深化地区进程的重要动力。因此，第二轨道不仅仅是交流意见、增信释疑、贡献智慧的进程，更是塑造合作规范与合作文化的重要力量，亚洲研究所十年来参与地区二轨进程的实践因而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前，新形势下的周边外交对我们的学术和政策研究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亚洲研究所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将肩负更大的责任和使命。站在新的起点上，相信以“全球视野下的亚洲研究，学术根基上的高端智库”为发展理念的亚洲研究所，定会更加积极作为，努力进取，为亚洲和平、发展与合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为该书序言，本刊有删节）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字数：1892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法]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 著 
  张倩红 臧德清 译 
  2014年6月版 
  大象出版社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是隶属于犹太事务局的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发表的针对中国问题的战略报告。作者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是一位法国犹太人，长期以来对中国艺术、哲学和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围绕着欧洲犹太人的中国观、开封犹太人问题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2年，加入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之后，瓦尔德博士就如何增强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到中国、以色列、美国等国家进行实地调查与走访，该报告正是他的考察与研究成果。该报告出版以后，在以色列以及整个犹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越来越多的群体与个人开始关注中国问题。该报告也成为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发行量最大的战略报告之一。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曾这样评述这一报告：“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具有‘母性’的民族。两个民族皆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钱用在孩子身上，用在他们的教育上，用在他们的抚养上。正因为如此，两个民族文化上的共性是相当多的——尽管事实上两个民族的联系迄今为止还不太密切。这篇关于中国和犹太民族的重要报告，富有成效地指明了启动两个古老文明国度之间发展关系的诸多契机。值得祝贺的是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确定了这种新的战略思维方向——这种思维卓有成效地提出了具有创建性的政策方向，它的实施将会极大地密切两个民族之间的当前联系和未来关系。” 
  该报告充分评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报告中指出，中国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而且也正在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以无与伦比的发展速度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游刃有余，更热衷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目前，中国的内外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中国的决策者热衷于摄取新的知识，并心胸开阔地迎接外来影响。中国的崛起与地缘政治中心转向亚洲的趋势会为犹太民族提供新的机遇。但是，在犹太世界一直存在着对中国关注不够、回应不够的问题，因此，犹太决策者们必须把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一个大的战略框架内来考虑，世界犹太人要了解中国，要有中国战略。 
  该报告用比较大的篇幅梳理了犹太人与中国人相互认知的历史。作者指出，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中国与西亚的联系就已经开始了，罗马人和波斯人都知道中国，尤其喜爱中国的丝绸。在早期的拉比文献、塔木德文献和罗马文献中，犹太人既是中国丝绸的加工商又是经销商。可信的文献和迹象显示，犹太人最早来中国大约是在8世纪到10世纪之间。当时留下的阿拉伯史料中提到犹太人出现在中国许多城市，并且讲到中世纪犹太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在现代希伯来语中，代表“中国”的这个词Sin或者相同的词条在“加昂”时代的犹太作家的作品中首次出现。20世纪初期，不同地方发现的希伯来圣经的残片证明了犹太人在中国唐朝时期的生活及其他活动，祈祷文字是写在纸张上的，而那时只有中国才使用纸张。犹太人与中国人的真正交往大约是在宋朝时期，开封犹太社团的存在为其明证。 
  该报告还指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以及犹太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缺憾。作者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正把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能生产出任何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具竞争力，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国家实力的永久和唯一的基础。从长远观点看，如果中国想在更高层面上赶超先进国家并取得更大成就的话，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经济型的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必须更具有创新性。瓦尔德博士认为造成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其最新的研究开发中获取效益，知识产权保护的匮乏，依赖于国有企业和行政任命企业负责人的计划经济的严重后遗症，工业、高校以及政府研究机构的脱节，等等。 
  作为一篇战略报告，《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不仅具有很高的前瞻性、指导性与可操作性，而且思路清晰，观点独到，广征博引，体现了学术著作的规范性与严谨性。作者力图构建两个古老民族之间心灵互通、智慧相融的桥梁。报告中所体现的丰富的信息量以及犹太人独特的思维视角值得我们去探讨、去思考。 
  （本文节选自该书“译序”）
油价大跌，墨西哥能源改革何去何从
作者：薛力 字数：1759
  从2014年8月开始，墨西哥进行了7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能源改革，然而半年多以来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不免使人们对于墨西哥能源改革的前景产生担忧。对此笔者认为：不给力的油价对于吸引能源投资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有有利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墨西哥能源改革势在必行，油价大跌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因此，墨西哥只能当过河的卒子——往前拱。 长远来看，墨西哥将受益于这次能源改革，无论国际油价是否回升。 
  能源改革的背景。墨西哥的探明石油储量从2001年的188亿桶降到2011年的117亿桶，产量则从2004年的3830万桶/天下降到2013年的2875万桶/天。这无疑让墨西哥政府感到尴尬。究其原因，与墨西哥的能源体制有关。1938年，墨西哥政府将17家国际能源公司在墨西哥的资产进行国有化，组建垄断国企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以下简称墨国油）。墨国油为墨西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提供了政府预算收入的37%，产量也稳步增长至2004年的峰顶。但在此后十年里，垄断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效率低下、缺乏革新、产量走低、成品油大量依赖进口、汽油价格不断上涨、服务不佳、公司领导层屡屡因为腐败问题而辞职。同时，由于公司收益的大部分上交给国家，墨国油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与产能扩大，炼油能力长期不足，石化工业没有发展起来。盛产石油的墨西哥，竟然有一半的汽油需要依赖进口，大部分石油化工产品也来自国外。 
  能源改革的措施。福克斯领导的国家行动党2000年战胜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上台执政后，也试图从反腐败着手改变能源体制。这涉及宪法修改、利益调整等因素，但革命制度党控制的国会并不配合，利益集团同样对改革缺乏热心，因此改革进展缓慢。革命制度党为了重新上台，推出了年轻的培尼亚·涅托为候选人并打改革牌以赢取民心。赢得选举的涅托于2013年8月提出了能源改革方案，并在12月13日前被国会参众两院通过。接着参议院在2014年8月通过了能源改革二级法案，为能源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案。 
  修改宪法第25条、第27条和第28条，构成能源改革法案的重心。依据修改后的宪法条文，油气资源所有权依然属于国有，但允许私人及境外资本进入能源产业，以服务合同、产量分成等方式参与墨西哥能源开发。依据能源改革二级法案，修改或废除了23部法律，把墨国油分拆为分别从事油气开发上下游业务的两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