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

  上帝虽然没有给他送来救兵，但却给他送来了一位新“太子”，终于让大明江山后继有人。
  朝堂外，他解决了李成栋死后，广东明军无领导人的问题，由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出任新的统帅。
  他还把郑成功“统战”到自己的旗号下，在福建成功地开辟了抗清的“第二战场”。
  秘密策反陕西吴三桂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吴三桂同志已经作出了“择期反正”的保证。
  但这种“小打小闹、拾遗补漏”式的工作作风，并没有使永历政权整体改观，民众对国家冷漠和不坚持的态度，仍“涛声依旧”。
  当1649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呼啸的北风，不仅给南明带来了冽冽寒意，还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危机是先从广东边境开始的，1649年12月3日（阴历），尚可喜、耿继茂率部从江西临江府出发，27日即到达赣粤交界的南安。
  在南安，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尚可喜开始玩“阴招”。
  尚可喜会全军上下一方面杀胖猪宰肥羊、贴春联买花鞭，摆出一副喜气洋洋过大年的欢庆场面；另一方面，却秘密派出多名特务，假扮商人，潜伏到广东北大门——南雄城中。
  在爆竹声声辞旧岁的除夕之夜，存心不让南雄人民好好过年的清军开始行动了。
  先是假扮商人的清军特务工作者，跑到鼓楼去人为纵火。
  趁守城明军赶去救火的当口，“清特”们偷偷地打开城门，放早已守在城外多时的清军入城。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仓猝应战的明南雄守将杨杰、萧启等人被杀，六千多明军战死，南雄失守。
  1650年1月3日，在南雄欢渡完春节的清军，神清气爽地向下一个城市挺进，准备一战取韶州。
  但韶州的明军，早己人去城空，清军便顺顺利利地开进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南雄和韶州的相继失守，让永历帝那颗平静如水的心又骚动不安起来，他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永历朝廷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会上，“转进派”马吉翔引导了会议的方向。移跸广西梧州，成为这个会议不容辩驳的决议。
  但这时驻守广州的两广总督杜永和，却上疏提出不同意见，请永历帝为了防止政冶上出现重大的负面影响，暂缓移跸。
  面对实力派咄咄逼人的致疑，“心虚”的永历帝只得一面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一面派刘远生、金堡跑到广州，代表自己，“虚心”地向杜总督，解释这次移跸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月1日，永历帝一行又悄悄离开肇庆，前往梧州。
  离开这块“龙兴之地”前，永历帝连下两道圣旨。
  一道圣旨，是令广西的庆国公陈邦傅、忠贞营刘国俊等部，东援广州。
  另一道圣旨，是升马吉翔同志为兵部尚书，与李元胤督守国都肇庆。
  但因为皇帝的带头逃命，导致圣旨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急剧下降，东援广州的明军虽然人多势重，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广西“省门”一步。
  在各方“你推我让”的不作为中，清军于3月6日，到达广州城郊。
  清军统帅尚可喜、耿仲明，首先“很有礼貌”地向杜永和同志，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广州问题的诚挚意向。
  在遭到杜永和同志粗暴蛮横地拒绝后，清军在3月9日上午，开始竖梯子爬城。
  这种原始、笨拙的攻城方式，在这支由李成栋亲手调教出来的明军面前，实在是“一群菜鸟”的武装演习。
  结果是攻城的清军既流了汗，又流出了血，个别的倒霉孩还送了命。
  初战不利的清军，只能决定采取一种虽然古老但却很靠谱的攻城的攻城方式——围城，来辛辛苦苦地解决广州问题。
  他们在东西北的陆地上，三边挖壕沟围困；在南面则收卖了部分海盗头子，成立了大清的“红旗水师”，来控制水上通道，从而完成了四面围困广州的“战略构想”。
  但广州城，毕竟是实力雄厚的大城市，经济承受力，远比南昌、大同这些中等城市强得多。
  在围城一百天后，广州城中的居民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茶照喝”，仍旧一副优哉游哉的模样，压根就没有出现“营养不良”的征兆。
  究其原因，这得益于城南的那条水道。擅长“投机倒把”的广州商人，通过这里源源不断为被围的广州，补充了生存的给养，并形成了一条龙的战时供应体系。
  尚耿两位傻眼了，照这样的攻城进度发展下去，恐怕就要在广州城边长期“蜗居”了。
  一心想进城过好日子的两位，经过一番认真地核计后，一面向清廷请求增派援兵，一面加紧实施一项特殊的军工生产——铸炮。
  到十月下旬，这两项工作都有了显著地进展。
  在赣州屡立殊勋，己成为大清“今日之星”的高进库，率援兵赶到。
  新铸火炮四十六门，加上高进库带过来，火炮总数达到了七十三门，可以顺利完成集中火力、毁其一点的战斗任务。
  11月1日，清军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墙的西北角，不怕疲劳、不惧炸膛的清军炮手们，竟整整轰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坚固的广州城墙，被轰塌一道三十余丈的大口子。
  苦苦等待了多时的尚可喜，亲自率着清军敢死队，冲进了广州城。
  在确信广州无险可守后，依然保持了高度镇定的杜永和同志，指挥着守军，紧张有序地登上了一千多只大小船只，飘然出海，撤至海南岛的琼州。
  仗打了八个月，仅得了一座空城，却让数万守军从眼皮底下从容撤离，尚、耿两位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无人喝采”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广州居民，成为两位泄气败火的“良药”。
  疯狂的屠城开始了。
  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撰写的回忆录中记载，在这场完全是汉人屠汉人的杀戮中，共有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悲惨地死于同族人的刀下。
  就在广东战场搅成一团的时候，广西战场也出现了一塌糊涂的局面。
  “孤胆汉奸”孔有德，在湖南躲过酷暑后，在1650年8月，熟门熟路地对广西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在广西，能拉出来的孔有德过几招的南明将领，就剩下曹志建和焦琏了。
  曹志建现在正守在湘桂交界处的龙虎关上，准备和来犯之敌孔有德决一雌雄。
  如果说火线提拔为永国公的曹志建同志的战斗能力，在“廖化级”的水平线上，那么孔有德，则已处于“张辽级”的档次。
  龙虎关一战，这种差距立刻显现！
  曹志建不但损失了一万多士兵，丢了龙虎关，而且更难以启齿的是，他把永国公的官印也弄丢了。
  丢了就刻一个木的代替吧，刻完印后，心理调节能力极强的曹志建同志，跑到其弟驻扎广西灌阳，重整残兵，继续和孔有德叫板。
  为教训这位“死不改悔”的抵抗派，九月中旬，孔有德分兵三路，逼近灌阳。
  明清两军激战于青塘窝，曹志建同志再接再败，损失三千士兵和大炮28门，另手下有七名重要的将领战死。
  又让他更难启齿的是，那块木刻的印也给丢了。
  曹氏兄弟只得领着最后一点点残兵，逃入到深山徭峒中，以待时机。
  自从把这位“很不识相”的永国公，赶到山沟里后，孔有德的攻桂之路，变得异常顺利起来。
  孔有德率领的清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陆续攻占全州、兴安，逼近省会桂林。
  大敌当前，能担当起桂林守卫重任的，也只剩下了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手下的滇军了。
  但这支滇军，却在11月5日下午，带上亲人，带上财产，离开桂林，向云南方向转进，准备回家看看。
  因为这支滇军的统帅赵印选、胡一青认为，既然曾有恩于他们的何腾跤已死，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去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那个“素无交情”的桂林留守瞿式耜了。
  滇军的不战而遁，让瞿式耜直气得捶胸顿足骂道：“朝廷平时以高爵侍你们，百姓以膏血养你们，你们今天却不发一矢就四散而逃，可知头顶三尺有神灵。”
  瞿式耜同志，用神灵来约束我们的汉族，这的确是你的错，因为，你还没有弄懂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内心信仰！
  在我们民族的幼年期，先知先觉的孔老夫子，就曾用“不知生，焉知死？”来教育我们这个民族。
  在他老人家的谆谆告诫下，大部分汉人，变成了骨子里“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仙鬼怪”的“无畏一族”。
  虽然东汉后，佛教西来，为全民增添了一些“心理约束”。但这种约束，却暗藏着“求财求利”的功用目的。
  活在当下自我欢娱的世界里，不必问前世，不必管来生，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底色。
  这种底色，使我们大部分汉人，在外族入侵、改朝换代的大变革面前，会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我们的民族，在大部分外，也会有少部分人，在用生命作为蜡烛，点燃令全民族感到温暖和希望的亮光。
  在即将陷落的桂林城里，大学士瞿式耜是这样的一个人，总督张同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桂林城已无兵抗敌情况下，瞿式耜认为自己守土有责，决心与城共存亡。
  在这危险万分的时刻，总督各路军务的张同敞，听闻瞿老师有如此决心，即泅渡过江，进入留守府中，要求与这位老师同生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