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

  自然，他领导的那支军队，便被百姓称为“大西军”。
  建国后，他很快发现自已，面临着和李自成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新生的王朝。
  由被统冶者变为了统治者的大西人，既没有心情去对旧的官僚机器“回收利用”，更没有水平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因此，在四川由“流寇”变为“坐寇”后，吃饭问题便接踵而至。
  最初，大西政府依靠没收官府、王族和明朝官员的财产来解决吃饭问题，但不久，这些财产很快就消耗光了。
  钱没了，又不会按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手段来收取赋税，剩下的应急措施便是——抢大户了。
  但四川即使再富裕，大户的数量也还是有限的，过了一段时间后，大户便被抢光了。
  几十万大西军民、官员总不能空着肚子，为张献忠无偿服务吧。所以，大户抢光了便抢中户、小户。
  抢来抢去，便是在大西国内，爆发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一向柔顺老实、乐天认命的四川人民，纷纷组织起各式各样、人数不一的“护粮队”，用游击战来消灭一小股一小股出来“打粮”的大西军人。
  这样一来，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冶安问题，转而成为张献忠一个十分头痛的难点。
  时常以“半个读书人”自居的他，马上认为川人之所以造反，完全是读书人引出的祸，于是觉得很有必要对四川的读书人，作一次“大清冼”。
  他以皇帝的名义，再次向“全国”下达了在本年度，将举办第二次科举考试的圣旨。
  圣旨还特别附加了一个硬性规定，所有读书人，必须来参加考试。不来的话，全家问斩，邻居连坐。
  圣旨一下，全川99％的读书人在一个月内，齐聚成都，准备应考。
  但在应试之日，考场变成了屠场，一万七千多名读书人，除留了十几名比较顺眼的幼童外，全部被杀。
  杀完这些读书人后，仍心有余悸的张献忠，转而把屠刀挥向了“僧道、医卜、阴阳及百工技艺之流”，于是这些有一定知识含量的人，以各种名义被骗来后杀掉。
  消灭了上述的两类人后，大西国内，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仍然是后浪推前浪，大浪带小浪。
  只要有“再起义者”从田野杀向城市时，城市人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杀死城里的大西军，欢迎这些“再起义者”入城。
  恼火万状的张献忠，马上把这些不识时务的“城里人”，确定为下一步的屠杀目标。
  对“城里人”的屠杀，是先从“首都”成都开始的，接着，简阳、荣县、洪雅等中小城市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杀了城里人后，张献忠便强迫郊区农民“农转非”，进城为大西政权服务。
  1645年春天，南明将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占重庆。
  明军的再次到来，让四川人民又怀念起这个曾保护过大家生命、财产及传统文化的政权来，于是纷纷从各地向重庆靠拢，曾英的统治的人口迅速扩大到五十万人。
  张献忠忙派出义子刘文秀统兵攻渝，但很快被“团结起来”的重庆军民打了个大败而归。
  在重庆胜利的鼓舞下，杨展等南明将领又先后占领了川东、川南的綦江、宜宾、叙州等重镇，逐步向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推进，各地幸存下来的四川百姓，杀死大西官员及少量驻军，迎接明军。
  这时，清军又打着“出民水火”的旗号，以“解放者”的身份，从汉中向四川蚕食。
  前方的大西军是屡战屡败，大西政权的地盘是越打越少。
  对经营四川己经绝望的张献忠，决定“弃川入秦”，打回陕西谋求“再次创业”。
  临行前，已在四川呆了一年多的他，对他能控制的地域，下达了最严厉的屠杀令，意在将自已得不到的江山，化为一片焦土，留下一个空壳。
  他曾出台特别圣谕——“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为自己的屠杀作“无罪辩护”。
  躲在城外的山野村民，成为他屠刀下又一批屈死的冤魂。
  当杀得四野山川，如同月球一片寂静的时候，行军途中的他，发现自己储备的军粮，越来越少，且根本无法得到新的补充。
  己进入颠狂状态的他，屠刀马上砍向二十多万新入伍的“川军”。
  杀完了“川军”后，为再节约粮食和甩掉包袱，他把最后的屠刀挥向了军中的妇女及文官。
  为率先垂范，他一口气把自已身边的三百殡妃杀得仅剩二十名，一千文官仅剩二十五名。
  在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张献忠的滥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黄巢、洪秀全等前辈后生都“自叹不如”！
  一个作恶太多的人，报应迟早会有的。
  1646年底，当张献忠率军行至西充县凤凰山时，对其屠杀持不同意见而降清的刘进忠，已经领着清军，在此静候多时。
  两军阵前，清军统帅豪格在刘进忠的指引下，让一名满洲特等射手，暗地向张献忠射了一箭。
  此箭，如有神佑，不偏不倚正中张献忠的心口。
  中箭后的他，并无英雄之态，亦如凡人一般翻落在地，痛苦嚎叫，挣扎而亡。
  一个极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就终于走完了他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罪恶多端的特殊人生！
  他是一名革命的英雄，但更是一个凶暴的屠夫！
  张献忠死了，但四川的灾难并没有随之结束，他播下的毒种，正萌芽、生根、茁壮、成长，结出一颗颗可怕的恶果。
  “恶果”之一：饥荒蔓延
  由于大西政府承秉“不事生产”的执政理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农业生产“由兴变废”，绝大多数耕地被撂荒，粮食生产连续大幅下降，积存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强制征收。所以，在张献忠被杀、其部离川后，四川立即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
  当残余的粮食、牲畜等被吃光后，“人吃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不但平民吃平民，而且军人也在吃军人，“人口”在这里变成了“人粮”。
  “恶果”之二：“摇黄”崛起
  张献忠入川，使本来已被明军整得奄奄一息的“摇黄十三家”，又一次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大西政权统治时期，不堪忍受其残暴统治的“暴民”，集体屠杀中逃逸的川军，纷纷跑到“摇黄十三家”投名入伙，使这个本来就不纯洁的“黑社会组织”，变得更加庞杂。
  没有革命目标，没有救世理念，没有长远规划，这个组织追求的，仅是自己一时的饱满与痛快。
  因此，他们对幸存平民的抢劫与杀戮，与大西军相比，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恶果”之三：瘟疫流行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强有力组织和救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会成为一对前赴后继的魔鬼，降临人间。
  大头瘟、马眼瘟、马蹄瘟，这三大瘟疫，在四川大地上来回游荡，又夺去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幸存者的生命。
  “恶果”之四：老虎成灾
  2007年，“华南虎照片”事件，曾把全国搞得沸沸扬扬，背后折射出来的，也有现代人一份对野外已灭绝的华南虎无奈的叹息。
  但在本文中，华南虎却是一个“扬眉吐气”的“主角”。
  在人类自相残杀之时，这种本来躲在深山老林中的老虎，数量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加，时常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城市乡村间。爬楼上屋、游街逛市、饥则食人、饱则昏睡，吓得“万物之灵”的人类，反而倒是无能为力，见虎即遁！
  但这四大“恶果”，还不是四川灾难的全部。
  假如你是一个四百年前的川人，即使从这四大“恶果”中侥幸逃生，但也别庆幸地太早。因为在未来的岁月中，你未必能艰难地生存下来。
  因为，在其后的15年中，四川，作为明清一个反复争夺的战场，成为了双方一个提高士兵战斗力的训练基地，一个“高精尖武器”的试验场所，一个随时获取免费物质的供应中心。
  在这漫长的战争中，无论明清那一方的兵来，都可“理直气壮”地按各自的目的，把日渐稀少的川人当作军人、役夫、奸细、俘虏、“人粮”，来使用。
  四川最后一点点的人口，也在一个个减少。
  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四川，是一个“参与”较晚，但却“受伤”最重的省份。（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1644年的川人，大约有400万人，到战后1685年统计，仅剩下了9万人。
  省会成都，早在2500年前，就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但此时，在其繁荣千年后，却只剩下了二十多户，一百来人。
  战后，成为全国稳定执政者的清政府，便从人口较多的湖南、湖北、广东等省，迁移了大批人口，去四川“开荒种地”。
  于是，在我国历史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专用词汇——“湖广填四川”。
  这冰冷的五个字后面，又“填”进了多少个无辜的生命、无助的灵魂、无言的申诉……
  今日试问，当年四川的劫难之源，可单单归结于张献忠一人之上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不是明末的全民的战争，张献忠仅仅会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是个精明强悍的捕快，缉私捕盗，混吃混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