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

衙门的官长在得到“口头汇报”后，不得隐瞒、不得截留，必须在第一时间，完整地整理成详细的“书面材料”，直接上报给孙可望本人。
  “上书言事”的内容，主要是对新政权的“建言献策”，如内容可行，即可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依据。如内容不可行或妄诞不经，甚至出现偏激的“反革命言论”，也不追究上书者的法律责任。
  此项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来“参政议政”，成为可能，并最终推动了其他政策的创建和实行。
  下一步推出的经济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经济改革中，土地问题，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中，对待土地问题，一般只有一种方法，先暴力杀死或赶跑地主，让“有主土地”变为“无主土地”，尔后使“无主土地”，自然地回到农民手中。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采用的，就是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但这种办法，却是经济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因为这种办法，对地主来说，集体武力反抗是除被杀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选择；对农民来说，“无主土地”在刹那时便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目标，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两边都不讨好，就是这种土地政策的结果。
  多少农民起义，就在这种结果中，最终功亏一篑。
  从四川失败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新政府开创性地推出了一项足以影响后世的土地政策。
  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础上，将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粮食总产量的10％。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为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
  这一政策推出后，农民率先拥护。
  地主少收了租，虽也心中怏怏不乐，但因为毕竟能多少有点收入，所以拿生命为代价，来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整个云南社会，就在这种温和的土地政策中，波澜不惊，达到了相对地和谐。
  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进措施，就是后来的清政府，也没做到。以至后来，清朝土地兼并加剧，地租负担加重，农民起义再次爆发。
  但后来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却被共产党政权活学活用，演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抗战土地政策。
  昨天走过的历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师，此话诚然！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卫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以前曾说过，朱元璋老同志在解决土地问题及养兵方式时，曾推出一个“二合一”的方法——卫所制。
  在云南这个边疆身份，卫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点点、分布广泛。
  但和内地一样，卫所发展到后期，完全蜕化为“军官地主”剥削“士兵农民”的隐蔽场所，当年的积极作用变为现在的消极作用。
  新政府对卫所的改革，简单明了——“承包”。
  具体的做法是：
  一、新政府改卫所为营庄，每营庄设管营一人，由原大西军队中的偏裨管理。
  二、管营将营庄的土地，承包给原来卫所士兵耕种，耕种的士兵，需交纳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作为“承包费用”。
  虽然对卫所士兵的剥削，相对比较重，但比起原来含混不清的无偿占有，还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经济改革中，还有对金融和盐课的改革。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统一铸造的“兴朝铜钱”，代替原来民间私造的贝币。
  说来也怪，云南虽然盛产铜，还曾为明朝制造了大量的铜钱，但这些铜钱却大量输往内地使用去了。在云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门的贝币。
  贝币的发行，不掌握在国家手里，自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的调控和掌握。
  因此，对币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为保证新币铜钱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法令，规定今后凡在云南境内使用贝币者，一律处之断足或割鼻之刑。
  在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持下，铜钱得以顺利发行并进入流通领域，云南终于告别了贝币时代，由此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并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
  对盐课的改革，是从井盐生产的“国有化”开始的。
  云南盛产井盐，这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由于井盐的生产，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强霸占着，结果，国家的财政，并末从中沾光获利。
  新政府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用军队直接进驻盐池，把井盐的生产，直接控制在“国家”的手里。
  但对井盐的销售，却向民间开放，规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纳相关费用，即可拿着“收费凭证”，到国家控制的盐场支盐，进行销售。
  此举，当年即为新政府的财政，增收了白银十万多两，从而也减轻了其对田赋的单一依靠。在军事方面，新政权在收取全滇之后，分东中西三路向川黔进发。
  东路军占领贵州的镇远，中路军攻克雪山关，西路军打到四川的大渡河。
  然后，这三路军，把凡是能进入云南的通道，一一卡住，以此向外界摆出一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姿态。
  大门关起来后，把士兵由“兽”恢复成“人”的工作，也随之展开。
  从四川大屠杀中走出来的士兵，残忍、嗜血、暴戾，成了这个集体共同的特征，杀战俘、杀平民、杀家属，在士兵中屡见不鲜。
  要把这些变态的行为，从军中彻底根除，就得先让这些士兵，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还原上，新政权是这样做的。
  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驻守外，其它的各营士兵，都到各州县或各卫所，分营驻扎。
  这样做，有解决地方冶安和军粮运输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士兵们，能与地方群众融为一体，逐渐习惯正常人的生活。
  要让这些士兵恢复“人性”，对其生活的关心，是实在不能成为缺项的工程。
  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带口来的，因此，新政府在解决士兵供应，体现温暖关怀的同时，也把对其家属的生活保障，纳入新政府必须落实的实事之一。
  新政府的军队供应条例这样规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属，三岁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斗，三岁以下，减半支米。
  被服方面，士兵，每人每年发鞋袜一双，大帽一顶，袍子一件；家属，不分大小，每人每年发袍子一件。
  在制定周到细致供应条例，并大力执行的同时，严厉的军纪条例，也被制定出来被严格执行了。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士兵，不但要有温饱的生活保障，还应有守法的观念保证。
  新制定军纪条例规定：士兵擅取百姓一物或擅杀百姓一人，杀；士兵长官尽不到监管职责的，打八十军棍；百姓财物被士兵抢夺或人被士兵杀死，不举报者，按“包庇罪”处罚。
  把施害者和不敢告状的受害者一起处理，这是新政府旷古未有的首创，也是新政府以法冶暴的决心！
  一位失手杀人的士兵，马上为这个新军纪条例的普及，做了一次免费的“广而告之”。
  事情｛文…人｝的经过｛书…屋｝是这样的。
  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一士兵失手，杀死一两岁小孩。
  小孩的家长自然不让，于是立刻把状告到这个士兵的长官——杨总兵那里。
  杨总兵对案件调查后，做出如下判决：
  该土兵因属过失杀人，故予以从轻处罚，责打四十军棍，并赔小孩家长“丧葬费”白银十两。
  但该判决，不久就被新政府的“三号首长”刘文秀稽查到了。
  勃然大怒的“刘三号”，当时即将此案改判如下：杀人士兵，不管故意还是过失，立即抓到昆明小西门斩首，斩首后的首级，送至被杀小孩的家乡，进行“展览”。
  执法不严的杨总兵，杖罚一百。
  这种杀一儆百的办法，迅速在军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原来把杀人作为“娱乐项目”的士兵，再也无人，去敢玩这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特种游戏”了！
  在军队建设上，新政府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作法——“客土混编，多族合一”。
  客：即远到而来的大西军；土：即当地的滇军，这滇军里面，既有整编的土司军队，也有后来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为能恢复中原，以及获得当地土司、少数民族的支持，新政府在吸纳云南各地土司，到军中任职的同时，还大范围鼓励少数民族的“适龄青年”为国参军，把倮、徭、佬、侗、傣等少数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补充为大西军的“新鲜血液”。
  依靠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并利用当地的“大象资源”，善长军事的李定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种——象军。
  部队编制上，新政府将这些“新土军”与“旧大西军”进行了混合编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做，不但加速了新旧军队的融合，而且使混编后的部队，既适应平原作战（汉族士兵的长项），又适应山地作战（少数民族士兵的特长）。
  训练上，新部队实行一日一小训，三日一大训，日日必训，常抓不懈。
  新政府除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颇有建树外，在文教、宗教事务方面，也可圈可点。